1929年12月28-29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会议由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主持，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认识，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红四军前敌委员会②，一致通过了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案由毛泽东起草，包括8个部分，涉及党内思想、组织、教育以及红军宣传、训练、惩罚等工作，阐释了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系统地回答了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一、古田会议的历史背景
古田会议的召开和决议案的通过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实践渊源和理论基础。
（一）解决党内问题的必然要求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在城市屡遭失败后，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工农红军在开创这一道路的过程中创建和发展，其兵员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为主体组织起来；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军约4000人，全军1324名党员中，工人311人，所占比例为23%，非工人比例为77%。③红军的来源和成分决定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必然会带到党内，妨碍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执行，不利于党内团结和革命前途的实现。因此，古田会议决议开篇就阐明了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这是符合当时红军党内的实际情况的。
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党和军队建设的关系问题也成为当时红四军党内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这一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一是红四军所部大部分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其带来了一些旧思想、旧习惯和旧制度；二是红四军大部分从失败中走出来，党的组织很薄弱，个人领导权欲庞大；三是受形式主义的影响，党内存在着党代替群众组织以及家长制等思想观点。尽管在红四军成立后，随着边界各县地方党部的建立、群众斗争的发展，党的领导逐渐增强，但是党内始终存在着对领导主体的争论，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加之刘安恭到来引起的党内纷争，引发了红四军“七大”前后的“朱毛之争”。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毛泽东主张由前委直接领导，认为分权主义同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朱德不同意以“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认为这会“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④。从表面上看，这是机构设置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关系到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原则。
红四军“七大”总结了争论的原因和性质，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在准备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曾邀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政，毛泽东坚辞不受，前委指定朱德为代理书记。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由于前委不健全、准备不充分，会议无果而终。广大官兵开始意识到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一些决策就会失误，组织就会松懈；同时，周恩来与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随后，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并致信毛泽东，进行了自我检讨。
可见，如何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是红四军面临的重大课题，它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及战斗力与影响力；因此古田会议的召开是解决红四军党内长期矛盾的历史必然。
（二）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建设的正确指导
对于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共中央在六大前后就已有清醒的意识。1928年11月，为贯彻执行六大决议，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布《告全体同志书》，明确指出党内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反对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个人意气之争、雇佣革命观念等错误思想，要求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实现党员职业化，改进支部生活。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给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了恢复党和群众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指明红军要承担做群众工作的任务。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同年2月，周恩来为中央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等的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二月来信”），要求分散红军，朱、毛离开红军。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复信，认为中央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过于悲观。周恩来对此展开广泛深入的实际调查，从而认识到该指示的错误并进行了及时纠正，于同年4月为中央起草了36号通告（《目前党的组织弱点与组织上的中心任务》），严肃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党内和平等错误观念。这些正确认识和实事求是的做法，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前提条件。
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发展一直十分关心，在收到福建省委派秘密交通送来的红四军七大决议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后，立即召开例会讨论，并于8月21日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了红军战斗、宣传和政治的作用，要求暂不设立军委，等待与陳毅见面后获得更详细正确的了解。由于传递问题，这封信并没有送到红四军前委中。陈毅到达上海后，中央政治局于29日举行临时会议，听取陈毅报告。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作了明确结论，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指示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任前委书记，这对统一红四军党内的思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古田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
（三）毛泽东个人关于建党建军思想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准确判断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党和军队建设的正确思想。1927年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于9月29日至10月3日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规定支部建在连上，要求在连以上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这些措施改变了旧军队的不良习气和作风，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大大提高了党的基层组织和红军的战斗力，是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领导恢复和重建了地方各级党组织，针对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出现，提出了着重通过党内思想教育解决这一难题的思路，采取了“清党”和“党团培训班”等方式，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他明确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⑤此时，毛泽东已开始酝酿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把思想建党置于党的建设首要和中心的地位。
红军进入赣南、闽西后，1929年4月，毛泽东在对中央二月来信的回复中，指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重要条件，要求大量吸收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对其进行思想教育。6月，毛泽东针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给林彪复信，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一年多来红四军党内矛盾斗争发展的历史，围绕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和反流寇思想等问题，系统阐述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以及党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强调必须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给林彪的信》为中共中央全面了解红四军党内的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为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
此后，毛泽东还就“红四军七大如何开法问题”向前委提出建议，主张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古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在致信中共中央时依然强调“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⑥因此，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主张和思想发展，为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关于党的建设的相关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包括党的思想、组织和教育三个方面，由于红四军党内问题和军队建设并不是绝对分开的，这组决议对党的建设作出明确规定的同时，也提出了军队建设的一些纲领性原则。
（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古田会议决议开篇就强调，红四军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决议主要论述了8种党内错误思想及其纠正方法：一是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决议提出了此观点的8种具体表现，批评了军事与政治的对立，阐明了单纯军事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即“政治水平低”“雇佣军队的思想”“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对此，决议从5个方面明确了纠正方法，要求党要以教育提高党内政治水平，加强官兵政治训练，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积极注意和讨论军事工作，编制红军法规等。在剖析单纯军事观点的同时，决议实际上也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明“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提出红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基本任务。这些本质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二是关于极端民主化。这一思想主要体现为“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級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错误主张，决议指明了此思想的危险和来源，要求“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规定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出了开展民主生活的正确路线。三是非组织观点。此观点有两种表现：少数不服从多数与非组织的批评。对于少数不服从多数，决议要求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弄清是非，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对于非组织的批评，决议强调了党内批评的重要意义，要求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的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四是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决议指出了此思想“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指明任何时期都没有绝对的平均，红军物质分配的大体平均是适应斗争环境需要的，坚决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五是关于主观主义。决议阐明了主观主义对党组织的危害，要求“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和“科学化”的命题，揭示了党内生活的主要任务和规律。六是关于个人主义。红军党内个人主义存在6种倾向，即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用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这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会削弱党的组织和战斗力，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坚持得当的工作方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七是关于流寇思想。决议剖析了流寇思想的成因和表现，提出要肃清流寇主义，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成分”，创造新的红军部队。
八是关于盲动主义残余。决议强调要“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主义的行为”。这一规定彰显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统一，为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此部分决议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来源的正确分析以及提出的科学方法，为党和红军建设指明了思想方向，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文件和总纲领。
（二）《党的组织问题》
红四军党内存在严重思想问题的同时，党员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也已严重影响到红军的领导和政策的执行。此决议主要内容为：一是明确了党的组织路线。决议提出了党员发展路线，要求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的同时，不能忽视非战斗兵；强调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组织原则；优化了红军原有的小组混编法，要求注意“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地混合编起来”，这一办法有利于各小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二是剖析了红四军党的组织松懈问题，提出了纠正路线。决议针对组织涣散的表现，要求将不合格的党员干部清洗出党，严格了新分子入党的条件和入党介绍人的职责；要求各级党部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通过会议和训练办法完成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要求全党严格执行纪律，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性质。这些规定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的有力措施，有助于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三是分析了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提出了相应对策。决议指出，支部会议的意义是解决问题和教育同志，规定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通过的决议要坚决执行，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负责人要充分准备议事日程，掌握会议讨论的艺术，会场要形成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以此增强党员到会的兴趣。四是阐明了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问题。决议要求青年党员除接受一般的党的训练外，还要受到青年教育，以便完成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任务；要求成立青年工作会议和青年工作委员会，使青年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开展。五是厘清了党的组织建设中的一些关系。决议对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士兵会党团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这有助于形成科学的组织架构，保证各级组织部门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组织是思想和行动的桥梁，只有形成坚强有力的组织，才能保证思想行动上的统一，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闽西斗争问题”的指示信中指出的，“在斗争中发展和巩固党及群众的组织，是保障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此决议充分认识到了巩固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具体对策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有重要意义。
（三）《党内教育问题》
党员教育是解决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重要方法。此决议从意义、材料、方法上指明了党内教育的内容和方向。决议强调党内教育是“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求通过党内教育提高党内政治水平、肃清思想偏向，健全和扩大红军，扭转党和红军组织中听之任之的涣散状况。为实现这一任务，决议规定了党内教育的10项基本内容，包括政治、思想、组织、群众工作、社会调查、理论研究、革命形势和前途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决议提出了18种教育方法，既有理论宣传、读书看报、会议讨论、培训班等理论学习方式，又有“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等实践教育方法。
这组决议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体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指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之路，思想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根本。
三、关于红军建设的相关决议
红军建设问题在党的建设相关决议中已经涉及，古田会议决议的四至七部分主要对红军建设中的具体工作作了规定。
（一）《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此决议主要内容为：一是指明了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决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强调这是红军第一重大工作。二是分析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在宣传内容上，决议认为，宣传工作缺少具体指导和规范要求，忽略了对城市贫民、妇女、青年、游民等群体日常的宣传与鼓动，轻视了对地主阶级武装组织宣传的破坏；在宣传技术上，决议指出了宣传的组织和方法问题，着重剖析了宣传队不健全的诸多表现。强调这些问题表明红军对宣传工作不重视，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党和红军在群众中影响的扩大。三是提出了改变红军宣传工作现状的路线和方法。决议在内容上要求发布“红军政纲”，并在纲领指导下，以不同口号和方式对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增强工作的实效性和地域性。在技术上，决议首先指明了宣传队的意义，要求加强宣传队的组织建设，保证宣传队的费用，积极改进宣传队的质量；其次提出了加强宣传的工作方法，要求及时审查旧文件、更新文件，适当有效地分布宣传品、营造宣传氛围、创新宣传方法，包括壁报、革命歌谣、化装宣传、俱乐部等；再次要求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眾对红军信仰”；最后主张重视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指出优待俘虏兵和医治敌方伤病员“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这一方法能够形成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鲜明对比，对于塑造红军和党的形象发挥直接作用。
红军宣传工作是实现红军总任务的基础和保障，此决议明确了红军宣传工作的内容和方向，是扩大党和红军影响、争取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必要之举。
（二）《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士兵政治训练是提升士兵政治素养和理论认识的重要途径。此决议明确规定了政治训练的19项材料，提出8个具体方法，主要包括：一是上政治课。决议要求将士兵分为普通班、特别班和干部班，普通班使一般士兵得到初步政治常识；特别班培养较高级的政治常识人才，做好下级干部的储备工作；干部班是为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提升中级干部作好准备。根据不同目的，决议区分了不同班级的授课对象，提出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方式有效实现教学目标。二是讲话谈话。此方式包括早晚点名说话、集合讲话、个别谈话，决议规定了它们的时间、内容、对象和要求等。早晚点名讲话和集合讲话是士兵在岗在位的制度保障，有利于士兵及时了解政治生活状况，形成稳定、安全、团结的军队秩序；个别谈话是对士兵进行思想教育和关心关怀的积极方式，有助于及时了解士兵的思想动态，纠正他们的思想错误。三是游艺和改良待遇。决定提出了捉迷藏、踢足球、音乐、武术、花鼓调、旧剧等方式，明确规定“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大队由纵队政治部批准）”，要求坚决废止肉刑和辱骂、优待伤病兵、恢复每月发草鞋钱大洋四角的制度。这些规定从精神和物质上保证了士兵的基本需求，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缓解了他们的战斗压力。四是特别教育。决议突出了对新兵、俘虏兵和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要求他们在特别教育中明确“官兵平等”的基本原则以及军队的严格纪律、基本制度、宗旨任务和组织系统等，了解红军的斗争历史和普通政治常识，特别要求青年士兵入学识字，提高文化水平。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士兵的政治训练与军事训练相辅相成，有助于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使士兵们能够充分认清红军与其他军队的本质区别，明确自身肩负的革命任务，勇于承担历史使命。
（三）《废止肉刑问题》和《优待伤病兵问题》
这两个决议是对《士兵政治训练问题》中“改良待遇”规定的具体化，彰显了红军坚决废止肉刑、优待伤病员的态度和决心。《废止肉刑问题》剖析了红军中使用肉刑的消极结果，要求消除军队内的封建残余，展现苏维埃政权的进步性。对此，决议提出废止肉刑的方法，规定举行废止肉刑运动，加强思想宣传，启动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修改红军惩罚条例，这是红军以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实现军队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的早期实践。《优待伤病兵问题》指出了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由于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注意不充分、重伤重病给养和用费不够以及蛟洋医院的缺点，军队中出现了不满红军的舆论，官兵间的悬隔增加，红军战斗力减弱，工农群众不敢加入红军。对此，决议提出了七个方面的解决办法，要求健全卫生机关组织，有计划地纠正蛟洋医院的缺点；部队要关心体贴士兵，要以关爱耐心的态度和行动优待伤病兵；部队要发起募捐，形成全军互济救难的精神。
这组决议针对“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中提出的军队各种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与部署，有助于肃清单纯军事观点，形成士兵对党和军队的正确认识，回答了在农村艰苦的革命环境下，如何将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
四、关于军事和政治关系问题的决议
正确认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是党和红军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古田会议议决在第一部分就已经批评了军事和政治对立的观点，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最后一部分，主要内容为：一是规定了军事机关和政治机关的总体工作原则，要求“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二是明确了二者的职责分工。决议规定，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在地方政权机关未建立以前，红军政治部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职权包括群众工作、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等；司令部主要是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三是指明了二者在处理各项工作中的关系。决议规定，“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应用阶级服从原则”；“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等。⑦
总体上，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了军事与政治对立的错误，厘清了军队同党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统一了全军认识。它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党和红军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 古田会议中确定的建党建军原则对于今天的军队建设依然有着重大意义，全军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牢牢把握树立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和政治工作威信的根本方向，着力抓好干部任用和腐敗问题，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工作方法，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全军的政治工作。
参考文献：
①本文为2016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党员队伍的影响与对策研究》（AHSKQ2016D59）阶段成果之一。
②注：新选举的前敌委员会包括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毛泽东被选举为前委书记。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1886-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1929.1-1929.12），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编 孟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