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在这些国家公立大学履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当前我国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导致了支付政党政治成本的巨大差异。政府就大学预算安排方面存在的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成本支出应确定一个边际量，当总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政治成本能否居于节约状态，本身就是检验其组织系统在学校履行政治功能绩效的主要参照系。政府编制财政预算必须考虑大学体制和承担功能的特殊性，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分类控制。
关键词：大学政治功能；政治成本；大学制度；大学成本
作者简介：孙天华(1959－)，男，河南南阳人，商丘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6－1096(2007)03－0127－04 收稿日期：2006－11－27
一、大学执行政党政治功能的费，用已成为学校运行成本的重要构成要素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除了讲授世界上高等院校通用的专业知识外(金耀基，2001)，其功能还强调复制和再生产执政党所选定的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其大学除教育功能(或履行其基本功能)外，还被赋予政治功能时(奥尔特加加塞特，2001)，执行这项功能的党政社团和组织系统就要在大学延伸，建立起分支机构，这些机构需要消耗费用，这些费用表现为外部社会成本向大学内部的转移。
(一)成本移植
执政党从维持国家政权的需要出发，政治上必须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这种能量交换在行政主导方面主要表现为求得社会成员对其推行的政治制度的普遍认同和支持(马振清，2001)。各级各类学校是执政党选择能量交换最理想的场所，学校教育也是执政党实施能量交换最有效的方式。中央集体制国家，如果执政党或它的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通过一定的载体，以投放适量的资金为支撑，向学生有效传播执政党所确认的意识形态(包括思想基础、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并使其高度认同，自觉服从执政党的制度安排，执政党就会失去得以延续的力量源泉，就会在学校之外付出高于其千百倍的成本。
一个国家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政治共识程度越高，政治就越稳定，维系政权的成本就越低。就此发生的成本是执政党和它控制的政府维持政权最必要的政治投资，也是其向社会投放的预期收益最大的资本。如果执政党所认定的意识形态和完整表达其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不能取得学生的价值认同，它将在学校之外为维持政权生存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因此，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公立大学投放的全部资金中，自始至终都包含着一部分政治资金，这部分资金属于执政党或政府自觉向学校转移的社会成本。
(二)成本合成
在中央集权制国家，执政党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执政党、政府和国家在权力运作方面具有互为替代的特殊属性，并由委托一代理关系所决定(孙天华，2004)，当执政党以公立大学办学者的身份要求大学服从于自身的目标函数时，大学的管理者就会把这些要求列为学校的功能，并认为由此而发生的成本是自然的。在这种背景下，支付政党政治成本便成为公立大学运行成本的必然组成部分，二者浑然而成(王善迈，2000；王玉昆，1997)。
(三)成本凸现
社会政治组织在大学的延伸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人员、设备、办公场所、日常活动等方面所支付的成本，本应由政治组织或政府直接开支，或者说应该在政党费用或其控制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支。由于大学经费划拨途径和分类的原因，这些列支在财政预算中没有明确标示，完全和大学运行成本混合在一起。虽然，执政党在大学贯彻其意识形态所发生的全部开支已经内化为大学的运行成本，但如果要研究大学运行成本的分类支出情况，有关政党政治方面的支出就不可避免地被分离、凸现出来。
二、政治投资与教育投资的融合是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财政的特点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多党制，政治党派一般在学校不设立专门机构，若有专门机构，该政党在学校延伸机构所耗费的资金，概不列入学校的支出范围，大学不承担党派政治日常活动引发的成本。欧洲中世纪，大学深受教会的影响和控制，但这些影响和控制限于教会作为出资人举办学校，并随着科学的发展，教会对大学的政治影响便日渐淡出。当今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了保持大学高度自治，常常拒绝政府或个人带有政治倾向的捐赠或拨款(贺国庆等，2003)。在集权制国家，公立大学必须承担一项法定功能，即培养执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者和建设者。因此，政府要求大学的政治态度、情感归宿、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等与国家政体的目标函数相一致，并把大学产品定型为既定社会制度自觉的从业者。这样，执政党就需要其在大学的延伸机构安排有关活动(包括教学内容)，通过强化视听，潜移默化，达到学生服从于执政党设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并将其固化为大学基本的政治态度。
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社会政治组织和政府就必须在大学建立一支专门队伍，履行这一使命。公立大学的代理人通常把这一使命视为大学的第一功能。而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大学功能和使命(克拉克·克尔，1993)，在此社会形态下，被规定为必须首先服从于第一使命的第二类功能。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这支队伍所需的耗费，政府会积极地通过财政预算或专项经费拨付给学校，并在预算中确保这方面的刚性支出。但在拨款方式上，政府没有划分哪些是用于政治目的的经费，哪些是用于普通教育经费。总预算的形式掩盖了两种经费的划分。中国现行的事业单位预算会计按科目支出进行的分类(王善迈，2000)，没有专门用于政党政治的经费项目，易使人误以为它挤占了学校的教育经费。
当政府对大学采用零基预算的方式时，拨付给学校的经费，基本上是按大学实际职工数乘以人均工资得出的人员经费，以及一些小额度的专项经费之和。国家拨付的这些经费在有些学校实际上还不足以用于支付全部人员经费。在此状态下，大学所有的公用经费、业务费、修缮费等，就只有依靠用学生缴纳的学费支付。由于学校在经费使用上首先会考虑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方面的刚性开支，因此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开支往往会降至次刚性地位。这种状态实际上会使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产生折扣。
三、公私立大学不同的功能设定与支付社会政治成本的实际差异
(一)产权关系与政治责任
一些私立院校，因产权关系，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没有把执政党权力的延续当作第一目标或重要目标，亦即未设定其功能和使命首先服从于政治功能。其委托人或代理人往往不愿承担执政党或社会更多的政治责任。因此，在降低大学运行成本方面，他们就会首先削减那些公立大学用于党政工团活动方面的开支，并把诸类费用限定在最低范围，使其
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类大学把履行社会政治功能方面的投资看做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情，若国家不拨付专门经费，他们就不会像公立大学那样自觉在学校成本中列支。事实上，一些私立大学完全是迫于外部环境的压力，才勉强配给一点人力、物力资源用于大学的政党政治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政治姿态，以避免由于过分消极遭受执政党或政府的不支持或惩罚。
我国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受产权关系及委托一代理关系的影响(孙天华，2004)，办学目的和政治责任有着重大差别。前者注重培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继承者，并积极在这方面投资，即使在办学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学校也需务必保证政党政治方面的开支。如果背离了这一原则，代理人可能会受到惩罚甚至罢免。而当今私立学校中的多数，办学目的是为了赚取利润。他们的价值选择就是教育与货币的联系，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社会高等教育的增量。一般来说，与公立大学相比私立大学的所有者与执政党之间缺乏更忠实的情感和义务连带关系，他们似乎没有确保现存生产关系和执政党得以延续的确切责任。因其投资者与政府之间不属于委托一代理关系，从组织系统上不能被执政党和政府视为具有“内群体”特征的“自己人”。因此，这些学校的领导者，实际上游离在执政党或政府的组织系统之外。同样执政党在公立大学可使用的惩戒手段，对于私立大学的领导者也失去效用。他们依靠适宜社会运作的特殊手段，“在违规中生存，在违规中发展”。执政党和政府因为没有在这些大学投资建立其分支机构，支付应有的政治成本，所以在执行政党政治功能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要求也不像公立大学那样严格，相应也就容许这些大学做出自主选择(参见表1至表3)。
根据中国高校现行思政教育98方案和2006方案，学校开设的全部政治课程必须达到10％的比例。如果我们把学校运行的总成本全部摊入教学时数进行分配，那么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仅在教学活动(贯彻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开支就应该达到学校总成本的10％左右才能与之相吻合。表1表2证明了这一点。从人员经费的角度观察，在表l和表2中，两项人员经费的总和为10.06％，这方面的成本支出，大体与全国相同，也均占总成本10％左右。该项经费在总成本所占比重与本科教学计划总课时的变动呈正相关，而私立学校在这方面的成本支出相应就少得多。
(二)政党政治费用的支出范围
公立大学为贯彻执政党的纲领，落实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在大学所设立的是一个机构完整的组织系统，该组织系统占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和公共财产。公立大学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全部支出，若按会计科目支出性质进行分类，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王玉昆，1997)。
人员成本：包括从事党、团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的人员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包括为贯彻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而设立的教学机构，各级各类人员和为其直接提供服务人员的工资及福利性支出。(如马列课、德育课等教学组织内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以及从事这类工作的离退休人员。)
公用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的机构发生的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等。
固定资产成本：从事政党政治工作人员在学校占用的建筑物、教学设备、公用设备的折旧费等。
表1和表2说明，公立大学每年用于政治方面的开支，仅人员经费一项平均占总经费的8.12％，而私立学校只占总经费的0.45％左右。马列课和德育课占教学计划的平均数为9.6％，而私立学校一般比例很低。公立大学“两课”教师平均占学校职工总数的1.94％，而私立大学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专职教师。上述表明私立大学通过消极的方式消减了承担社会政党政治功能方面的成本支出。
(三)承担社会政治功能的费用要求
执政党在大学设立的基层组织，其各项业务活动和人员、设备等方面都需要不间断地发生成本，且在高校的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例，这是我国公立大学成本支出的一个特点。在公立大学，因为这些成本是由国家财政直接支付的，因此，其承担执政党和政府赋予的政治功能，不仅具有政治上的必然性，也有其经济上的必然性。多所私立大学因不直接享受政府拨款，他们就把节约这方面的开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私立大学成本列支的选择表明，在这些学校如何贯彻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以及政党政治在大学发生的成本有谁来承担、应承担多少等，问题业已显现。在同一国度，高等学校是否必须承担相同的政治功能，支付相同的政治成本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事实证明，一旦遇到特殊事件，政府就不得不直接或间接支付事前未曾支付的成本。
四、大学承担各种功能的成本支出应保持科学配比
(一)当成本支出为一个定量时其构成要素则互为变量
世界上没有任何活动是没有成本的。由于高等院校核心的竞争力依托于它持续不断地募集资本的能力，所以高等院校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财力竞争。然而财力无论多么强大，也经不起浪费，因为账面的财力不代表资金的实际效用。因此，无论政治工作多么重要，它也必须放置成本检索之中。
国家的财力总是有限的，政府能够安排多大财力用于高等教育，要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制约。对于高等教育机构越来越多地占用社会公共资源，以及这些机构配置资源的效率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众对高等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重、学费标准以及大学的成本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质疑或尖锐的批评，要求对这些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然而，研究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首先就要在理论上搞清楚大学运行成本构成中哪些支出是必要的、合理的，哪些支出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如何界定，以及这些支出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等问题，都涉及学校履行社会政治功能的成本十分具体的预算安排，在学校总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成本构成要素互为变量，此消彼涨，并在一定条件下要素问产生冲突或摩擦(罗伯特·G·欧文斯，2001)。
大学的成本支出往往沿着直接作用于教师和学生两个主体的活动展开。“一流的学校就是要用一流的老师教出一流的学生，再让一流的学生造就一流的社会。”而造就一流的学生必须以一流的教师、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为前提，创造这样的前提又必须以强大的财力为后盾。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去人才市场招聘优秀的老师，并为其配置优越的教学科研设施，学校就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在大学之林中就没有竞争力(周黎安等，2003)。对于一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来说，同样存在通过经济手段与同类学校竞争人才的问题。对于相对单一的学科竞争，则更加明确的要求是资金匹配最大化，学校竞争最终表现为生均占有成本量的竞争，在排除浪费的情况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