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廷君近半个世纪的寻亲，为革命烈士事迹的充实及相关革命史细节的佐证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资料
1931年11月，17岁的吴廷杰含泪告别叔父母，背井离乡，加入红四方面军。
1944年10月，被盛世才逮捕入狱、备受折磨的吴茂林牺牲，终年30岁。
1967年6月，鄂南咸宁的一位老人病逝，临终前叮嘱儿子一定要找到侄儿“闰五”的下落。
1986年3月，当年的放牛娃们一眼认出照片的主人是“丫头哥”。
2011年4月，吴廷君前往新疆燕儿窝祭奠朝思暮想的烈士堂兄。
吴廷杰——吴茂林——闰五——丫头哥——烈士堂兄。吴廷君近半个世纪的寻亲，为革命烈士事迹的充实及相关革命史细节的佐证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资料。多少年来，吴廷君常在梦中想起堂哥吴茂林，他没有想到直至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办的一位老同志到新疆探亲期间这一机缘成就了自己找到堂哥着落的梦想。
专访吴廷君时，老人时喜时泪，时而滔滔不绝、时而陷入沉思，五味杂陈。复杂的情感背后是一个个红色传奇……
父亲的临终嘱托
吴茂林，原名吴廷杰，出生在湖北省咸宁县古田乡双碑村方吴湾（现咸宁市咸安区汀泗桥镇程益桥村八组）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奶名叫闰五。由于当时小闰五长得俊俏漂亮像个丫头，往后“丫头”的别名就喊开了。
吴廷杰13歲那年，鄂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秋暴中的咸宁农军攻县城、杀土豪、毁铁路、割电线，这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启发和教育了吴廷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东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地区建立，革命形势震撼荆楚大地。消息传到鄂南，吴廷杰深受鼓舞。初冬的一天，他毅然地向父母告辞，直奔鄂东苏区，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改名吴茂林。吴茂林在离开家乡时，含泪向六叔父、六叔母说：“我不能在家生活了，要出去找活干，雀往茂林飞。”
1932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发起了全面的“围剿”，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根据地。吴茂林随徐向前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鄂豫皖西征，过秦岭、越巴山，进入四川境内。在长途行军中，吴茂林不顾饥饿寒冷，爬山涉水，紧跟部队前进。在战斗中，他和老战士一起冲锋陷阵，视死如归。经受了战斗的洗礼，吴茂林变得更加成熟。他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职务，并且是一名颇有经验的侦察员，经常化装成商人、农民、工人深入到敌占区探听敌情，侦察敌人的部署和装备情况，为部队提供可靠的军事情报。
1934年10月，吴茂林随部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久，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他翻雪山、过草地，4次负伤，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死亡的一次次威胁，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于1936年秋到达甘肃会宁，参加了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随后抵达延安。
不久，党组织派吴茂林到张学良的部队里做争取广大士兵的工作。当时，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在红军的前线政治工作的教育争取下，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也起来反对内战，要求联共抗日。吴茂林和战友们到东北军后因势利导，大力宣传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广交朋友，与士兵同甘共苦，深切同情他们的离乡之苦、思乡之情，启发和鼓励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收复东三省”。在这段时间里，吴茂林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以抗日救国的极大热情，为实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接受采访时，吴廷君说：“小时候，我就听我父亲讲过，我们家就有两个人出去当兵了，一个是我的四伯父吴大绪，另一个是我大伯父吴大善的儿子吴廷杰。他们先后在1930年和1931年秋从家乡出走，外出当兵。其中我四伯父曾在江西托人带回一信，信中说他当时在吉安府，一切都好，家里的人不要挂念……后来两人就再杳无音信。”
“‘文革’期间，也就是1967年端午节那天，我的父亲去世了，临终前他叮嘱我以后一定要找到‘闰五’、也就是‘丫头哥’的下落。转眼一过就是几十年，从我父亲到我一直惦记着亲人，到处打听和寻找亲人。十年动乱，我又不知如何是好，他就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作为一个农村人，我又从何处去寻找呢？”不过，吴廷君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亲人的念头和信心。
知情人所见证的生前身后事
1938年1月16日，吴茂林等19位同志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经西安到达兰州后，乔装打扮成东北流亡学生，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狐皮小帽，佯称“新疆王”盛世才的远房亲戚去新疆。在进疆的长途跋涉中，吴茂林作为学员小分队的党小组长，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帮助其他同志。他们搭乘汽车，穿越千里戈壁，闯过重重关卡，于3月10日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西路军总支队部。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热情地接见了来新疆学习的全体同志，介绍了当时的统战局势，勉励他们要遵守纪律，学好本领。吴茂林被编入新疆航空队附设教育班机械第二期学习航空机械技术。3月28日，他们正式投入紧张的航空基础理论学习。
武汉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方槐曾回忆说：“到新疆后，党组织分配他学习航空机械技术，我学习飞行。我们俩虽然所学专业分科不同，但我们还是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我还是支部委员。学机械的和学飞行的同在一个食堂进餐。从此，我俩又成了学习航空技术的同学。”
当时的基础课有《航空历史》《飞行原理》《发动机构造》等课程，学飞行和学机械的在一起听课，教材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理论教官由盛世才的飞行教官兼任，有时也由苏联教官上课。吴茂林为了学好这些高深的理论，除了早操、就餐和睡觉的时间外，他整天在教室里苦读。航空队党支部还成立了学习互助组，互帮互学、共同提高。邓发也经常鼓励他们发奋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学习任务。党代表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给了吴茂林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他更加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除了学习，还要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吴茂林由于过去多次负伤，终于积劳成疾，长期咳嗽不止，体质逐渐衰弱，但他仍然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顽强地学习，直至最后实在支撑不住了，在组织的一再劝告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航空队，去接受治疗。
1938年，吴茂林来到西路军总支队部卫生所就诊。由于医疗条件差，疗效不大，在陈潭秋、邓发的关怀下，吴茂林被转送到南关医院请苏联医生会诊，确诊为胸膜炎引起感染转为肺脓肿。手术后，病情逐渐好转。刀口刚刚愈合，他就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到运动场上散步、打球，以增强体质。就在这年8月，吴茂林的父亲吴大善去世，临终前还挂牵着自己的儿子。1940年初，西路军总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奉中共中央之命撤回延安，吴茂林被转到八路军新疆办事处继续休养。
1941年9月17日，“新疆王”盛世才派兵将毛泽民和陈潭秋等中共党员分别软禁在邱公馆、三角地临时招待所，吴茂林因病和妇幼病残人员一起被软禁在八户梁招待所——这里整天大门紧闭，房顶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哨兵。不久，敌人进行大逮捕，绝大部分同志被绑入狱。
吴茂林在狱中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关心狱友和小孩，常给难友的孩子们讲有关长征的革命故事等，教育孩子们要和叔叔阿姨们团结一致与敌斗争。吴茂林还时常给新疆的几位难友讲革命道理，满怀深情地介绍延安的战斗和生活情况，使她们坚定革命信念。1943年9月27日夜，毛泽民与陈潭秋、林基路等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
1944年8月，敌人把吴茂林等人迁到七道湾“叛逆家属工厂”软禁。敌人惨无人道地迫害妇幼和病残人员，使吴茂林的伤病得不到应有的治疗，病情更加恶化，肺部化脓引起胸腔溃烂，每天都淌着脓血，发出腥臭味，致使下身癱痪。10月5日清晨，吴茂林遗憾地停止了呼吸，终年30岁。吴茂林牺牲的噩耗传开后，全狱难友强烈要求集会悼念死难烈士。他们冲破层层阻挠，迫使狱方同意为吴茂林举行追悼会。
追悼会那天，庄严肃穆的灵堂正中悬挂着吴茂林的遗像，两旁挂满了战友们写的挽联和挽词：“病魔可夺其生命，不可夺其壮志；囹圄能禁其身体，不能禁其丹心。”“不怕死，不要身，其军人道德；为国家，为民族，有壮士遗风。”
方槐回忆说：“我和吴茂林相处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我们之间很亲近，我们俩不仅是抗大和学航空的同学，常在一块进行体育活动，生活在一起，还长时期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吴茂林对自己的同志很亲近，很诚恳，讲团结。他工作积极，学习刻苦，吃苦耐劳，生活简朴；他对敌斗争坚决，立场坚定的革命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吴茂林牺牲后，他的遗体被草葬于六道湾山梁上。全国解放以后，吴茂林遗骨隆重迁葬于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并为他竖立了一块高大洁白的汉白玉墓碑，上面刻有董必武亲笔题写的“吴茂林烈士之墓”七个隶书大字。建园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陈毅、贺龙、邓颖超、王震、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习仲勋、江泽民等曾先后到陵园祭奠吴茂林等烈士。
多方联手助烈属寻亲
1985年夏天，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办公室一位叫李大年的老同志到新疆探亲访友，在参观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时，从烈士墓碑文中得知吴茂林烈士为湖北省咸宁县人，感到很惊奇。随后，李大年在参观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时向工作人员进一步打听吴茂林烈士的详细情况。李大年据新疆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资料室的工作人员陈秀玉说，他们对吴茂林烈士的家庭、童年等情况均不知悉。为此，该馆委托李大年回湖北帮忙查访了解吴茂林烈士的家庭情况。
回到湖北后，李大年交办咸宁市（当时为县级市，即今咸宁市咸安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方志办公室查访吴茂林烈士参加革命前的情况。当时该办的孟、黄和李（松庭）三位同志边联系新疆方面，边在全市范围内寻找吴茂林烈士家乡，历时近一年之久。
1986年3月的一天，咸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孟姓干部无意遇到他的一位吴姓老同学，在闲谈中讲出了要查访寻找吴茂林烈士的家乡故事，向他打听和了解咸宁范围内有那些吴姓村庄，并且委托帮忙查找。吴廷君回忆说：“孟老师的这位老同学叫吴甫俊，是市邮政局一位退休了的邮递员——他原名吴廷禧，是我族上的一位长兄。在得知是为寻找一位叫吴茂林烈士的家人时，吴甫俊想起老家村里吴廷君家有亲人早年从军后杳无音讯，于是托人带口信告诉了我。”
这年3月30日，吴廷君闻讯后立即骑上自行车赶到咸宁城，在吴甫俊带引下来到咸宁市地方志编纂办，向孟、黄和李三位干部说明了堂哥的情况。吴廷君记得：“当他们拿出一张吴茂林烈士的照片给我看。三位老师惊奇地发现，我本人与烈士照片中的人像有几分相似，于是问我，能否确认吴茂林烈士就是我家亲人？我当时说，就算是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他如果不说他是哪里的人、父亲叫什么及相关家庭情况，那我也不能确认，更何况是一张不能说话的照片？”
为慎重起见，吴廷君向他们提出建议，是否能给自己一张吴茂林烈士的照片带回家去，请村里的同龄人帮助辨认。当时，吴廷君承诺：“在3天之内我来你们这里，如果通过辨认不是我家亲人，那我就把像片退还你们；如果是我家亲人，那我也来向你们汇报情况。”
回家后，吴廷君拿着像片先后给从小和堂兄一起长大的同村同龄老人辨认，他们一眼就认出像片上的人就是当年的“丫头哥”（吴茂林）。这些老人仿佛回到了他们的童年，在小河里摸虾捉鱼、游泳，在草坪上放牛、搏斗……并向吴廷君讲述“丫头哥”童年的很多故事。当年在外村一起同吴茂林给地主家做工、放牛的伙伴也一眼认出是“丫头哥”。其中，还有一位提到，“丫头哥”离家前，曾多次对他说过，“还是要出去闯闯……人往高处走，雀往茂林飞。”
1986年4月初，吴廷君委托咸宁市地方志编纂办将证实后的吴茂林家庭情况材料寄给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稍后，吴廷君直接与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资料室联系。这年4月28日、6月17日，该馆资料室资料员陈秀玉给吴廷君各回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吴茂林烈士的一些情况，并给吴廷君邮寄一本《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纪念册》内容简介，在册中有吴茂林烈士简历。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工作人员陈秀玉后来也回忆说：“我记得当时在给吴茂林烈士写小传，搜集了很多关于吴茂林的资料，在调查线索中我查到吴茂林的老家，我就试着寄出一封信，当时就是吴廷君给我回的信，后来我们就多次通信，确认了吴茂林烈士就是吴廷君要找的堂哥。”
同时，吴廷君当时向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去信，回信向吴廷君告知的情况与八办纪念册上吴茂林烈士简历完全是一样。获知堂兄的相关信息后，吴廷君高兴不已。
吴廷君讲，父辈沒有姐妹，自己的大伯再婚后没有生育，“我们这一辈只有3个男孩，只有我和吴茂林，还有我四伯家有个男孩——生于1934年9月，已在1983年9月离世。我出生在1947年11月，在吴茂林牺牲之后的第3年才出生。因此，寻找堂兄的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
在吴廷君家里，笔者看到一摞摞印有各种部队番号和新疆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等地址的信封，虽然信封都已经陈旧，但保存得很完整。“有近百封来信，都是他们收到我的信后回复我的，这些信件为我收集堂哥的资料帮了大忙。”吴廷君一边整理书信一边说。
武汉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方槐、沈阳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吕黎平及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方子翼等为吴廷君提供了有关他堂哥吴茂林珍贵的资料，并还提供了其他知情人的信息，吴廷君通过去信向相关知情人进一步解堂兄生前的一些情况。
另一方面，为确认吴茂林烈士就是“丫头哥”吴廷杰的真实可靠，1986年9月至11月间，吴廷君请辨认照片的几位老人每人出具了一份证明材料，并将这些材料通过各自村委会、乡政府签章送到了咸宁市地方志编纂办。为了对党认真负责，对烈士负责，对工作负责，后来孟、黄、李三位干部带上证明材料来到吴茂林烈士的故乡一一找到证明人当面核实证明。
1986年11月30日和1987年1月15日，吴廷君两次前往武汉空军司令部拜访方槐将军，了解堂兄生前的生活和战斗历程，并请他提供寻找的相关信息。
这期间，吴廷君一直和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保持着联系。吴廷君经过多方的资料收集和走访调查，提供有关信息给相关部门，一致认定吴茂林烈士确系吴廷君的堂兄吴廷杰。
自此20多年后，吴廷君和家人一直想到新疆看望堂哥，了却父亲未竟的心愿。“堂哥吴茂林不仅是我们吴家的英雄，也是从我们咸宁走出去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由于路途遥远，关山阻隔，我们全家人一直未能了此心愿。直至2011年春，《南鄂晚报》通过《乌鲁木齐晚报》搭桥牵线，联系当地政协，帮忙安排行程，圆了我前往乌鲁木齐祭奠堂兄的心愿。”
吴廷君在堂兄吴茂林墓前一一摆放祭品：敬一枝家门前的柏枝，洒一杯汀泗桥河畔的井水，敬一杯家里酿的桂花酒，泡一杯故乡的清茶……
烈士墓前，阴阳相隔，沉痛的嚎哭，寄托着无限哀思。声泪俱下的吴廷君在这里宣读了自己写给堂兄的祭文：“……安息吧，茂林兄长，您在九泉之下不会寂寞！新疆人民永远敬爱您，家乡人民永远崇敬您，亲人永远怀念您！”
近半个世纪的苦苦寻找，吴茂林的亲属终于圆梦。吴廷君噙着泪花对笔者说：“找到了亲人，圆了我久远的愿望，我的父亲再也不必为侄儿的下落不明而自责了。我的堂兄尽管牺牲了，但是我的父辈们如果在天有灵，那么也会为这位烈士后人骄傲的，他们会在另一个世界相遇的！我也将尽可能在有生之年多到新疆去看望英雄的堂兄！”
责任编辑 王碧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