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质量再度敲响健康警钟

报告显示，人类的生殖能力正在明显下降，环境污染被认为是罪魁祸首。来自波希米亚北部的一项调查，对接触高浓度PM2.5的孕妇进行了研究，发现高浓度的细颗粒物污染可能会影响胚胎的发育。更多的研究发现，大气颗粒物质的浓度与早产儿、新生儿死亡率的上升、宫内发育迟缓，以及先天功能缺陷具有相关性。

医学专家介绍，对于年老体弱者或儿童来说，因为自身的抵抗力差，所以就容易引起各种各样呼吸道疾病的发生。3岁以下的患儿，比较容易出现感染性的疾病，如果未能及时控制住，可能继而引发肺炎。而在3岁以上的患儿中，哮喘和鼻炎是最常见的疾病。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肉眼难寻的微粒？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空气中的颗粒污染物，个头越小越危险。中国的空气质量，已经在悬崖边上。

2011年12月21日，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表示，环保部将抓紧修订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将增加可入肺颗粒物（PM2.5）、臭氧（O3）和一氧化碳（CO）三项国际通行的监测指标。

既要GDP也要空气质量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远航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按照世卫的标准，加入PM2.5后，中国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将从现在的80%下降到20%。这位专家还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想这也是环保部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监测体系的原因。”

治理PM2.5，有些地方对PM2.5监测不积极，就是因为他们知道，PM2.5一监测，政府就不得不拿出治理之策。PM2.5的主要来源，是日常发电、汽车尾气排放等过程中矿物燃料经燃烧而排放的化合物。治理PM2.5，要从减少碳排放入手，这涉及政府产业规划、招商引资、交通等诸多政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将在短时间内拿不出来漂亮的政绩来。

尽管已经确定时间表，但对PM2.5监测的成本并不低。环保部环境监测司副司长朱建平就将“资金筹措”作为“最大的问题”。朱建平初步估算，“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总投入要20多亿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罗毅认为，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资金，而在于地方政府对PM2.5监测的长期支持和对PM2.5污染源的不断治理。目前在限制私家车数量可能性不大的前提下，只能加紧对工业污染、电厂发电等企业的治理。这意味着，在短时间内，或会对地方政府的GDP产生冲击。进而可能加速其对PM2.5监测的抵制情绪。

到底是要GDP还是要清新而又昂贵的空气？地方政府面临着一道看似简单却又极其复杂的选择。这一次，环保局即时响应了公众的要求，首次制定出PM2.5标准，将各方争议的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并收紧了PM10、氮氧化物等标准限值。虽然从制定标准到彻底改善环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事实上，人们的身体健康得益于良好的空气质量，这才是推动GDP增长的最大引擎。将PM2.5列入监测范围最核心的“加减法”，就是提升全民的环境幸福感，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危害。所以，各级政府只有摒弃片面政绩观、粗放发展观，将PM2.5监测数据运用到环境政策和监管举措上，正面破解环保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才能够逐渐地改善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

要干净的空气，还是要漂亮的GDP，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呢，难道美丽的蓝天一定要与GDP的增长相悖吗？

毫无疑问，我们生存环境的污染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代价。可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目标从长期看是一致的，虽然在短期有矛盾，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治理环境，将要付出的代价更大。

曾任广州市委书记的张广宁说，宁可GDP少增长，也要让大气环境优良指数提高，宁可让GDP降下去，也要让天空蓝起来。因为，今天坚持碧水蓝天工程，正是为了明天GDP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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