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7岁的我第一次见到父亲
1965年的一天，我正在上海北郊中学的教室里上课，突然被教导主任叫了出去：“你父亲来了，现在住在锦江饭店，你去看看他。”“我不去！”回答出乎教导主任的意料。我当时感觉和父亲没有什么关系。1948年夏天，父亲与全家人正在庐山避暑，突然接到即刻下山赶回武汉参加“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的命令，就这样告别了家人，那时母亲正怀着我。父亲被俘后，我一直与妈妈、外婆、姨妈、姨父生活在一起。我用上海话喊妈妈“姆妈”，喊姨父“爸爸”，姨妈“妈妈”，他们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我从来没有怀疑姨父不是我的父亲。他们也从没有和我说过父亲黄维的事。
但是，教导主任说：“这是给你的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帮党做工作。”于是，我跟着姨父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父亲单独住一个房间。我心平气和地喊了声“爸爸”，父亲高兴的神情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他从上到下打量着我这个唯一没见过面的孩子，然后找些话题与我聊天，问我在哪上学、读高几、生活怎么样，以后准备学什么等等。听说我想学医后，父亲很赞成。看着眼前的父亲，我觉得挺和蔼。这一年，父亲61岁。
艰难改造， 顽石终于点头
从被俘的第一天开始，父亲就表现出不合作、不配合。在战犯管理所，父亲走路始终挺着腰杆。他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子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在随身的本子上写下了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自勉。
1952年春，父亲身患五种结核，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父亲说， 严重时皮下都是水，“晃荡、晃荡”的，两腿肿胀不能下地行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复兴医院治疗。此事甚至惊动了周总理，治病需要特效药链霉素，但当时还不能国产，即便是苏联生产的也是质量不佳副作用大。周总理办公室批准，动用外汇从香港购买。经医护人员4年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结核病终于根治。父亲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他说，“感谢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改造期间，父亲的餐桌上每天都会有牛奶、鸡蛋和肉。哪怕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肉类的供应。那三年，刚开始是猪肉，后来是牛肉，最后又吃黄羊肉。父亲特赦后，才知道当时国家那么困难，还专门派解放军战士去内蒙古打黄羊给他们吃。他也明白了，那些管理人员当时为何越来越胖，原来是缺乏营养造成浮肿。父亲后来提起这些事，特别感动。慢慢地，父亲的思想有了转变，不再那么“顽固”，并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写信让母亲替他买书。他在信中交代我母亲：“我现在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这一光辉文献，要买参考材料《共产党宣言提要和注释》，定价只一角六分钱，请你马上买一本寄来，不要耽搁。”
后来，管理所又多次组织高级战犯赴全国各地学习参观。就在那次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刚参观了杭州、上海，对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赞不绝口，好几次对我说：“国民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共产党做了，而且做得很好。”
爱较真的父亲
狱中的父亲想为人民做点事情，就开始研制“永动机”。他后来告诉我灵感来自他被俘后在河北井陉关押时，住的茅草房外面有一口井，天天看人拉辘轳提水，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把重力变为动力，让“辘轳”一直转下去该多好。如果成功了，那就是造福人类的一个发明了。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认为这并不太可行，但觉得可从中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便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父亲研制“永动机”。 在抚顺，父亲终于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但是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特赦后，父亲还坚持在家里研究“永动机”，还想办法把我学机械的哥哥黄理调过来帮着画图纸，一年来好几次，有一次借调了一个月，还有不少朋友都协助过。父亲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设计、制造、试验、失败、再设计、再制造。虽然他倾注大量心血研制的“永动机”最终没有成功，但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也被人所称道。
特赦后的父亲当选为全国政协五届、六届、七届常委，专注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周总理要求提供史料可以不拘立场，但记述态度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可弄虚作假。父亲始终坚持这条基本原则，不论自己写史料，还是用之于审阅他人提供的史料，都是如此。对涉及邓演达、陈诚、严重等人的回忆录，凡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都一一提出订正。政协文史资料里有一篇文章认为“邓演达是陈诚告密害死的”，他花了小半年的时间到处查资料、访问亲历者，写文章反驳了这个说法。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某出版社要出一本以国民党的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有人找到当时的高级指挥官父亲。他坚持认为，若以国军的观点写，书名中就不能叫“淮海战役”，而应叫“徐蚌会战”。建议未被采纳就拒绝动笔。最终，在他的坚持下，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小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重感情的父亲
父亲是一个珍重感情的人，带兵期间就以爱兵著称。抗战期间父亲在云南任第五十四军军长，发现军粮供应质量太差，不是发了霉就是掺了砂石。他在防区内组织官兵垦荒种菜，养鸡养猪，并要求部队帮助农民兴修水利和道路，定期进行助耕助收，从而使官兵伙食大为改善。1941年父亲被调离，五十四军将士一时哗然，据说士兵将机枪摆在军部门口，继任军长不敢上任。1979年12月，父亲参加全国政协组织到上海、苏州等地的考察，途经上海时，他在视察团休息的那一天特意去了罗店，他说，“淞沪抗战时，我率部队在那里负伤流血，我忘不掉那些长眠在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官兵，常常做梦重现那些壮烈的场景”。
1984年9月，时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父亲收到了一封从贵州寄来的信件，写信人周廷烈自称是他的部下，后来加入了飞虎队，连年的政治运动让他屡受冲击，迫不得已装聋作哑，听说父亲特赦释放，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父亲写信。父亲接信后非常重视，立即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证实周廷烈参加抗战建立功勋的历史，建议对像周这样一个传奇式的幸存者，按照政策给予安排生活出路，并尽可能安排为所在县政协委员。1985年8月27日，中央统战部给贵州省委统战部发文，明确“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参加者和幸存者”。74岁的周廷烈当上贵州省平塘县政协委员，一年后又被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享受国家干部18级的待遇。这个抗战老兵在父亲的鼎力直言下，晚年获得了尊严。
在27年的改造中，父亲与战犯管理所的领导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父亲提及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1986年他重回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出不住宾馆，要在当年关押的牢房2号监室住。
母亲去世后，父亲大病了一场，躺在病床上没办法去参加遗体告别。我们去拿他给母亲写的挽联，他写的是“若曙难妻，黄维敬挽”，我们怕别人误会“难”字，建议父亲改，父亲落泪了。
致力两岸交流
改革开放以来，父亲多次去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不顾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赴香港为两岸关系和解不懈努力，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台湾开放探亲后，父亲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1989年初，台湾方面邀请父亲去台湾访问。父亲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父亲为去台湾准备了很久，就在探访台湾即将成行之时，父亲却在参加两会后感到身体不适。1989年3月20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全国政协的电话通知，父亲去世了。那一年，他85岁。一些朋友一直说，父亲是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的。父亲去世后，海峡两岸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2010年9月29日下午5时，父亲平静而显苍老的话语从一台老式的卡带录音机里传了出来。这是1980年代国际台录制的对台广播，音色未变，斯人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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