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想起沙滩北大的学习生活时，我心中就会流出对那些教过我的教师们的无限崇敬之情。
废名（冯文炳）先生教我们大一国文。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先生一开头就说：“我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自己深刻得多。”这话使我大吃一惊，于是不得不仔细听他讲了。我们每月要作一次作文，不少学生都喜欢废名先生的文章风格，写作也就模仿他。先生发作文要一篇一篇地评论，有次我写了篇题目是《雨》的散文，自以为写得不错，颇似先生风格。废名先生发文说：你的文章有个别字句还可以，但全篇就像雨点落地一样，全无章法。同学们哄堂大笑，我面红耳赤。接着发一位女同学的文章，先生说：“你的文章最好，像我的文章，不仅形似，而且神似，优美、清新、简练。”先生就是这样可亲、可敬、可爱。有—次废名先生给我们讲“炼句”，举出他的小说《桥》的一段为例，这段是描写夏日太阳当空照得大地非常非常热，而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下有个乘凉的人，他用了一句“日头争不入”来形容当时树下的凉意，他说：“你们看，我这句构造得多么美妙呀！”冯文炳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天真的性情中人，他的喜怒哀乐都是那么可爱，那么自然。我听季羡林先生讲到废名和熊十力先生的故事。在沙滩北大，他们住在松公府后院，两门相对，常因对佛教的看法不同而争吵。有一次两人吵着吵着，忽然没有声音了，季先生很奇怪，走去一看，原来两个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而发不出声音了，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使我神往。熊十力先生的哲学著作，废名先生的诗、散文、小说，都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高峰。他们两位又都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有真性情的人。然而很可惜他们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
我选修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是由于有次在书摊上买到一本《营造法式》，读到梁先生的文章，它引起了我很大兴趣。梁先生讲课生动、具体。有一次他讲到他考察五台山佛光寺的情况，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梁先生为了证实这座寺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他就自己爬到大殿的梁上去找寻上面写的年代，当他发现是唐代纪年，太高兴了，不小心从上面摔下受伤。梁先生风趣地对我们说：“证实这座大殿是现存唐朝的木结构建筑对研究中国建筑史意义太大了，摔伤也值得。”经过近50年的风风雨雨，我当时上课记的笔记大多散失，而我记的梁先生“中国建筑史”的笔记至今还保存着，这大概是梁先生那种对自己学术事业的奉献精神，使我特别珍视这本笔记吧！我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学生选修外语系“英国文学史”，困难自然是很大的。这门课是由俞大缜教授讲，讲课用英文，回答问题用英文，考试也要用英文，无论我如何用心听课，还是有不少地方听不懂。俞大缜先生知道我是哲学系的学生，常常特别问我听懂没有，我说不大懂，她就又给我们重讲一遍。下了课她常把我们两三个非外语系的学生留下，告诉我们回去读教材的第几页到第几页，她还说：“你们有问题就问，我不会嫌麻烦。”俞先生为了让我提高英文阅读能力，把英文本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借给我，叫我与中译本对照看。在俞先生的帮助和鼓励下，我总算坚持学下来，并且考试得了64 分。今天，我回想起沙滩的学生生活，俞大缜先生对学生的亲切关怀，使我深深感到能遇到这样的好教师真是天大的幸运！
有门课程我学得很糟，就是冯至先生的“德文快班”。这门课每周六学时，每天都要上课，而且冯先生很严格，每堂课都要提问。当时刚解放，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社会工作特别多，没时间好好复习。因此每次上课都很紧张，怕问到我。选课的学生不多，被问到的机会就很多了，我常常答不上来，冯至先生就亲切地说：“你学哲学，不懂德文怕不行吧！学外语要花时间，这是我的经验。”听这话，我感到很惭愧。这门课第一学期考了60 分，勉强及格，第二学期只有54 分了，没及格。到80 年代，我开始有可能研究哲学了，但英语忘得差不多了，德语连字母也记不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想，如果没有那些把知识分子作为批判对象的政治运动，我也许可以成为一名小有所成的哲学家，而有更多的我的同龄人会成为有独创性的大哲学家。
这里我还得介绍一下胡世华教授，我跟他学了三年，从“形式逻辑”到“数理逻辑”到“演绎科学方法论”，除了学到分析问题的能力外，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尤其使我终生难忘。“数理逻辑”课要做很多习题，我对做习题很有兴趣，课下做了很多，当我交给胡世华先生后，他就每题帮我修改，他修改的推导非常简明且巧妙，常常成为非常优美的数字和符号的排列，使我感到这种近于数学的逻辑学真像美学一样。听胡先生的三门课的笔记，原来我一直保存着，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胡世华先生原希望我能跟着他研究“数理逻辑”，为此他劝我去选修数学系的课。但我在学“演绎科学方法论”时，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再从微积分、高等代数等等学起，不知要学到何年何月，于是胡先生建议我试试先学与“数理逻辑”关系比较密切的“数论”。我选修了张禾瑞先生的“数论”，听了几堂课，我一点也没听懂，只记得张先生反复讲“set”，可是我又抓不住“set ”的意义，越听越感到自己太笨，只得退选。直到1956 年，胡先生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时，还想把我调去，希望我从“哲学”方面来研究“数理逻辑”，但我有自知之明，未敢应命，于是就回北大，开始研究中国哲学史了。
在大学四年里，我还修了不少其他课程。有郑昕先生开的“哲学概论”，他实际上在讲康德哲学；贺麟先生开的“西洋哲学史”，谁都知道贺先生是黑格尔哲学的专家；我父亲汤用彤先生开的“欧洲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这使我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欧洲哲学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两大系统的不同；还有任继愈先生开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等等。许德珩先生为我们开“社会学”，使我对孔德的实证主义有点了解，还初步接触到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杨振声先生开设的“西方文学名著选读”对我也很有帮助，我们要读英文本的《希腊悲剧》，新中国成立后，我又上过何思敬先生开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就是何先生翻译的。还上过胡绳同志开的“论毛泽东思想”，艾思奇同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课为我以后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打下了一定基础。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