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际生活中如何就“事”说“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事实”背后有许多被遮蔽的东西。言说者，如果不讲究学理，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误导呢？行事为文如果只谈立场正确与否，不谈是否合乎学理，“在伦理上情感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感情用事”。 就“事”说“理”，首先要注意的是尽可能在学理分析的基础上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以避免陷入“立场正确”什么都正确的思维框架。要“从一个公正的观察者的视角来分析自己，看看什么情绪会被激起”，努力使自己“从一种不会被任性的激情驾驭的视角”来就“事”说“理”。
关键词：学理；情感；类比
实际生活中如何就“事”说“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许多“事实”背后有许多被遮蔽的东西。言说者，如果不讲究学理，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误导呢？行事为文如果只谈立场正确与否，不谈是否合乎学理，谁都可以只要觉得对方的立场不正确，就可以杀了他。显而易见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在伦理上情感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感情用事”，须知，“道德判断通常涉及原则和情感之间的平衡，所以保持情感和慎思处于健全的工作状态至关重要”（布鲁斯·N·沃勒《优雅的辩论》：53-54）。
有这样一篇文章从批评名校“掐尖”现象入手，呼吁教育公平与教育均衡，其立场不能说不正确。但从就“事”说“理”的视角来看会发现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如文中反复出现的的“所有一流医院收治的都是最难治的病人，而几乎所有一流的中学招收的却是最好教的学生”这句。事实又是如何呢？这些年不少地方对高中热点学校招生是有一定的控制措施的，比如招生人数中有少则30%左右，多则70%-80%是按一定标准分到学区内相关初级中学的，这30%或70%-80%算“掐尖”呢，还是不算？而初级中学的热点学校，则基本必须按规定划片招生，违规的“掐尖”，必须在完成片区内的招生任务的基础上进行。以上情况能说“所有一流的中学招收的却是最好教的学生”吗？再说是不是“所有一流医院收治的都是最难治的病人”呢？“一流医院”真的除了难治的病人其他病人就不收治了吗？恐怕也未必。
任何事情都不是这么绝对的，“一流医院”一样会收治普通病人，“一流学校”里同样有“难教的学生”。“好教”与“难教”是与学校的“一流”与非“一流”的关系大，还是与学情（除非我们将学情等同于生源）的关系大？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状况，“一流学校”照样有“难教的学生”，教学的复杂性就在这里。实际教学中“优秀生”未必比“后进生”容易教。一定要比，至少教“优秀生”的老师学历层次要求更高。给成人进行“扫盲教学”，小学程度就够了，教小学奥数的有中学学历也不一定能教好。
再说“一流”与“好教”的标准是什么？我国医院是依据《医院分级管理标准》从医院的功能、设施、技术力量等对医院资质进行评审确定医院等级的，全国统一将医院分为三级，每级再划分为甲、乙、丙三等，其中三级医院增设特等，共分三级十等。而我国中小学现在似乎没有统一的分等标准，上个世纪中学有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之分，小学有示范与非示范之分，但各省有各省的标准，这些年对中小学的验收评估说是有所控制，但似乎花样更多，“标准”也不统一，尤其是质量上，很难有一些可见与可量化的标准。从作者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学校的“一流”与非“一流”基本上是“以分数论英雄，以升学论成败”的。这样的标准与“一流的医院”的《医院分级管理标准》是不是可以相提并论呢？
所谓“一流学校”其实只是大众的一种说法，这说法不可否认的也有“以分数论英雄，以升学论成败”的成分，但就具体的个体而言则各人有各人的标准甚至臆测，但家长与学生选择学校时未必都会“以分数论英雄，以升学论成败”。“好教的学生”中的“好教”大抵也是这样。就“事”说“理”需要提醒自己：在可见的事实背后，“有时似乎还隐蔽着成百上千种看不见的原因，可见的社会现象可能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的结果，而这一机制通常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勒庞《乌合之众》）万不可为“诉诸怜悯，争取特殊待遇”与“诉诸群体情感”而以偏概全，而要“向着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努力”，因为“事件发生的概率或许至关重要”（安东尼·韦斯顿《论证是一门学问》）。
或许有人会说，此文其实就是一篇随笔，没有必要如此较真。那么要讨论的是：随笔是不是可以不讲逻辑，不要章法？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要搞明白什么叫随笔。随笔，亦称杂文，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是议论文的一个变体，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通常篇幅短小，形式多样，写作者惯常用各种修辞手法曲折传达自己的见解和情感，语言灵动，婉而多讽。如果承认随笔“兼有议论和抒情两种特性”的话，恐怕就不能不较真了。用来论“理”的“事”就要“向着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努力”，而“论”就必须遵循一定的“文理”——行文结构，论证方式，修辞手段等等。就“所有一流医院收治的都是最难治的病人，而几乎所有一流的中学招收的却是最好教的学生！”这句以及整篇文字来看，作者是将“一流学校”与“一流医院”，“最难治的病人”与“后进生”相提并论的。
这样的相提并论是不是可以？
“一流学校”与“一流医院”表面看来相似点还是有的，如学校与医院都是关乎公益的事业单位，学生与病人都是人，病人要找医院，学生要找学校。但如果從各自的功能与需求来分析一下，就可以明白这样简单的类比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医院是治病的，但教育不是治病，教育是健康自然的生长；其次，医院治病靠的是科学技术仪器、药物等，教育虽然也要依赖技术，但它还是艺术，需要尊崇理性；第三，医院只涉及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分，和灵魂无关，教育关乎人的精神生长，具有不可逆性；第四，医院更多的是直接改变机体的一些状况；教育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必须实现本人内在特质的部分改变；第五，医院对医生的评价相对单一，着眼于病人机体的恢复状况，而教育评价则复杂得多，是一个长期过程，标准更是多元的。
如果“以分数论英雄，以升学论成败”来衡量是否是“一流学校”，或用“只要能提升普通学生和后进生”的标准来判断是不是“真正的优秀教师”的话。那么“好”学校的老师就当教智障儿或学差生德差生，“差”学校的老师或“差师”就要来教学优生。这样的期待是不是可能实现呢？
“类比论证的第一个前提是提出一個与用于类比的例证有关的命题”，并“确定这个前提是正确的”，第二个前提是“断定第一个前提中的例证与论证本身所讨论的这个例证类似”（安东尼·韦斯顿《论证是一门学问》：37）。更需要明白的是这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有时无法获得更确切的论据。
将医院与学校类比如果靠谱，那么难教的“后学生”就相当于“最难治的病人”，如果“后进生”是“病人”的话，那么能教“后进生”的老师就是好老师，收治“最难治的病人”的医院就是“一流的医院”，能收“后进生”的学校就是“一流学校”。那么带刘翔要比带少体校学员容易，好的科学家应该去农机站工作。
实际的情况是找医院问医生的一般是有病的，或者觉得自己有了病。学校是育人的，来学校的学生一般而言是健康的，当然也不排除那些“特殊儿童”的心智问题与极个别学生的品德有问题（不过特殊儿童与一般的病人又不是一回事，特殊儿童大多是智力方面的，病人一般是身体某个方面出了问题的）。总体而言学生到学校是学知识，增智能的。最“难教的学生”类比“最难治的病人”，类比点可能在“难”，“一流的学校”类比“一流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老师”类比，其类比点大概在“治”。那么收治这类“患者”的学校，恐怕就是培智学校（或者是特殊学校）和工读学校了。试问这两类学校是不是作者心目中的“一流学校”？
针对此文的观点魏忠博士讲了诺贝尔奖得主弗农·史密斯的一个实验：给你100元钱，给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赌博下去，获得200元或者一分钱没有，或者直接拿100元钱走人；如果拿到200元，赢到400元是继续赌还是拿着200元钱直接走人。
魏忠先生是这样分析的：看病面对的是风险决策，风险是确定的，收益是不确定的。所有的风险自己不能控制，全部可能都集中在医生，这种时候，病人的心理就像赌徒。而人面对求学时，虽然在中国也是恐惧绑架着教育，然而风险却是未知的、收益也是未知和不确定的，人们对教育所要求的回报，有点像这个实验，投入多少、有多大所得，因人而异，但只是参数不同，人们都会见好就收的，也就是说人和人的不同仅在于赌几次，不存在实验，永远不会结束。
此文作者认为，破解“所有一流医院收治的都是最难治的病人，而几乎所有一流的中学招收的却是最好教的学生”，解决这个难题“也许是中国基础教育走向优质均衡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世间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公平与均衡，教育上的经费、设施或许可以，至于师资水平等软件什么的恐怕没那么简单，如果教育公平与均衡要“向着可能性最大的解释努力”的话，关键是变革现有的招生框架，还个人与学校的选择权——学生能自由选择学校，学校也能自由选择学生。
就“事”说“理”，首先要注意的是尽可能在学理分析的基础上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以避免陷入“立场正确”什么都正确的思维框架。“务必要注意我们深刻的道德情感有时会被严重误导”，尤其要提醒的是我们在言说时，要“从一个公正的观察者的视角来分析自己，看看什么情绪会被激起”，努力使自己“从一种不会被任性的激情驾驭的视角”（布鲁斯·N·沃勒《优雅的辩论》：47、49）来就“事”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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