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他,终身只有初中文凭,却用两百篇论文、十部专著书写了一个世纪的学术经典;
他,终身以爱国爱人民为最高信仰,不懈地奏响着“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最强音;
他,终身追求真理、自强不息。让二十世纪的东方出现了围绕“优选法统筹法”刮起的经济数学旋风;
他,就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全体中国人民的骄傲——华罗庚!
华老的事迹,历久而弥新,他人生每一个时期的故事。都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统美德的诠释。他生命中的每一次呼吸,都定格成了奋斗和超越的符号,演化成了催人奋进的“华罗庚精神”。
1981年,本刊创刊之际,华老为本刊题写了刊名,并撰文《熟能生巧勤能补拙》,时光荏苒,29年岁月如流水悄然而逝,今日重读华老的这篇文章,仍让人如饮甘醇,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华老生于1910年。于1985年逝世,今年是华老诞辰一百周年,中学生数理化初中编辑部怀着对华老的无限崇敬之情,特策划了本专辑,内容包括专家忆华老,少年华罗庚,华罗庚精神。故乡人忆华老,华老与《中学生数理化》五部分。
华罗庚先生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王 元
王元院士是华老的学生,闻知中学生数理化初中编辑部出纪念华老专辑时。虽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仍撰文纪念恩师。
今年是华罗庚先生百年华诞,也是他仙逝25周年。中学生数理化编辑部要出版一个专辑纪念华先生,这是一件大好事。编辑部要我为专辑写一篇文章,虽然我自知学识浅薄,不足以当此重任,但义不容辞,勉力为之。
华先生于1931年去清华大学任数学系图书管理员。那时中国的现代数学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方向集中于局部射影微分几何与级数求和,再加上一点其他的零星研究华先生则以数论为研究方向,至1935年,他就进入了当时堆垒数论研究主流,即哈代、利特尔伍德与拉马努金圆法及维诺格拉多夫指数和估计方法等当时世界最深刻的数学研究领域之一。他勇于攀登,在当时的中国,实属奇迹。
华先生的数论研究以1940年其著作《堆垒素数论》的完成而告一段落。这时他感到维氏关于外尔和估计方法继续改进的前景渺茫。如果仍然研究数论,很可能学术生命实际上就结束了。虽然他已是著名的数论学家,但仍然结束了数论研究,另起炉灶,将矩阵几何、自守函数、典型群与多复变函数论放在一起研究。目标为将代数学与函数论的一些经典结果推广到矩阵空间。这一研究是将矩阵看成点的推广,需要不同的工具与方法。这就使他的数学研究出现了新局面。丘成桐先生指出,华罗庚的多复变函数论研究比国外同类研究早了十年。这不仅说明华先生勇于攀登,而且其工作是超前的,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取得这一成就,实为奇迹。
从1958年开始,“左”的一套风行。中国没有应用数学传统。对于如何使数学家的工作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家茫茫然。束手无策,作为中国数学界的领导人。华先生承受的压力更为沉重。面对这种形势。他不顾年已半百。毅然跟年轻人一道,探索应用数学研究的多种途径。他学习与研究过矿业学家与地理学家计算矿藏能最与坡地面积的方法;他到中国的工业部门。特别是运输部门去普及过线性规划;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数论在多重积分近似计算中的应用,取得了一些成绩与经验。由于这些方面的成果难以在中国广泛推广与使用。所以华先生仍不停地思考数学直接而又广泛地服务于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途径。
从1965年开始,华先生毅然去中国工业部门普及“双法”,即统筹法与优选法。所谓统筹法。即国外的CPM与PERT,优选法即斐波那契法与黄金分割法,他将“双法”加以通俗讲述,写成了几乎不用数学语言表述的“平话”小册子,使一般工程技术人员,甚至工人都能看懂。他不顾作为一个大数学家的身份及年老多病,十多年来,几乎走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工人演讲。指导他们将“双法”用于生产,充分表现了华先生将国家与人民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及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
华先生将寻求中国数学独立于世界之林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虽然他为了这一目标,生前屡受挫折,但他从未放弃过努力。他很反感那种不谈真才实学,以虚名、头衔、学位等作为取士的标准。早在1936年,在剑桥大学时,华先生就没有刻意追求“博士”学位,而是尽量抓紧时间作研究,学习各方面知识,力求取得真才实学以报效国家。
华先生一贯重视培养与提拔年轻数学家,中国好几代数学家都曾得益于他的教诲,他还用简洁的语言将他的治学经验,著文告诉广大的青年。
华先生是十分爱国的。作为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1950年他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厚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回国。担当了发展中国数学的领导重任。华先生曾得到过中国几位前辈数学家的提拔与帮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还得到了中央领导对他的保护与关心,对此他深怀感激之心,试图尽量回报。特别可贵的是在那些政治运动中,他虽然受到了无理的攻击,甚至被“批斗”。但他从来没有为了“保护”自己而去诬陷其他人。这些都充分显示了他高尚的个人品质。
华先生的一生就是一本大书,值得我们永远认真地学习。在华先生百年华诞之际,我想对于中国数学界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全面认真地向华先生学习,为将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数学大家 传奇人生——纪念华罗庚先生诞辰100周年
郭金海
华老是一位具有浓郁传奇色彩的数学大家。他只有初中学历,却做出了许多拥有高学历的人不能做出的成绩!
在中国现代数学史上,华罗庚是一位蜚声中外并最具传奇色彩的数学大家他是江苏金坛人,生于1910年,卒于1985年。今年是其诞辰100周年。在青少年时代,他只完成初中学业,并曾因一场重病而致左腿残疾。但他并未就此自暴自弃,而是发奋学习。以惊人的毅力刻苦攻读自己痴迷的数学。后来经过非凡的努力和清华大学数学系的精心培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罗庚开始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并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工作。1948年,他凭借在解析数论和矩阵几何等领城的卓著成就,还膺选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后,他长期主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并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青少年时代:痴迷于数学的“罗呆子”
在少年时代,华罗庚木讷寡言,动作迟缓,行径怪异,一些乡里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罗呆子”,不少人部认为他长大后不会有出息。上小学期间,华罗庚非常贪玩。学习成绩不好,毕业时只拿到修业证书。因此,他的父亲华老祥对他也未心存奢望。觉得他长大成人后能养家糊口,不让自己操心也就知足了。
1922年小学结业后,华罗庚进人家乡的金坛县立初级中学。由于数学教师李月波的引导,华罗庚对数学逐渐产生了兴趣。而且在校长韩大受的督促和鼓励下,
他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发奋努力,不再贪玩了。此后他的学习成绩迅速提高,数学成绩在班中名列前茅。有一位名叫王维克的老师对华罗庚也比较欣赏,并有意培养他。这是因为他发现华罗庚不因循守旧,肯动脑筋,对数学问题常常能提出与众不同的简便解法。
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没有上高中,而是到上海就读于由黄炎培与江向渔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商科。在这所学校,华罗庚经常独出心裁地提出新的解题方法。可惜数学老师比较守旧,对华罗庚并不欣赏。由于华罗庚对数学兴趣浓厚,这并没有对他学习数学产生多少负面影响。还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上海市举行珠算比赛,华罗庚因为使用了自己简化了的打算盘方法而获得第一名。
华罗庚在中华职业学校只待了一年,后曾考取江苏省第二工业学校,但时间不长就辍学了。回到家乡后,他对数学的兴趣更加浓厚,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早晨天还没亮。他就起床点着油灯看书了。白天他帮助父亲经营小杂货店时,还经常不忘看书或演算习题。由于“心不在焉”,顾客来了,他时常会忘记招待。因为他“屡教不改”,父亲华老祥又气又急,大骂华罗庚是个书呆子。有时还抢过他演算习题的一堆草纸,撕掉后扔出门外,甚至还会将他的草纸或数学书扔进火炉烧掉。
不过,后来有两件事促使华老祥不怎么干预华罗庚学习数学了。有一次,华老祥喝茶时,忽然掉了一颗牙齿。在金坛县,“牙齿”与“儿子”谐音。他十分迷信。认为华罗庚命薄,自己不该对儿子喜欢的事情多加干涉。另一件事是,华老祥经营的杂货店的伙计有一次把账算错了,以为一下子亏了一千多元。这使大家心急如焚。华罗庚自告奋勇来重新算账,结果算出来后分文不差。从此华老祥深信儿子读书有用,也就支持儿子学习了。
1929年,赏识华罗庚的王维克把他找回金坛县立初级中学任会计兼庶务。不久,王维克又准备提拔他做初一补习班的数学教员。这时,华罗庚不幸患了一场重病,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当时医生断言已经没救了。说来奇怪,家里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给他吃了几副中药后,他竟然活了过来。然而,这次患病后,华罗庚的左腿残疾了。他走起路来,先要左腿画一个大圆圈,然后右腿再跨上一小步。后来有人戏称他按“圆规与直线”行走。
左腿的残疾虽然对华罗庚有些打击,但这并没有使他一蹶不振,放弃数学,反而使他更加坚定了学习数学的信念。1929年12月,他在中国科学社创办的《科学》发表处女作《Sturm氏定理的研究》。次年12月又在该杂志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此文对1926年苏家驹在《学艺》发表的《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进行了反驳。未料华罗庚的命运竟因这篇反驳性文章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登堂入室: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
清华大学是1928年由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改组而成的国立大学。华罗庚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发表不久,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就注意到他。熊庆来早年留学法国。是中国数学界的元老之一。在华罗庚的文章发表前。他已经看出苏家驹《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的破绽。但没有亲自写文章来反驳。当他看到华罗庚的这篇文章后,觉得作者对这个问题钻研颇深。但他同时又感到十分纳闷,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数学界还有华罗庚这个人。凑巧的是,数学系教员唐培经也是金坛人。知道华罗庚,并有书信往来,但素未谋面。后经联系,唐培经得知华罗庚家境贫寒,只有初中学历。听到这个消息。熊庆来非常吃惊,对华罗庚更加钦佩。于是,他决定将华罗庚聘到数学系工作,加以精心培养,并得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鼎力支持。
1931年进入清华大学后,华罗庚先在数学系做助理员。当时清华大学数学系提倡学术研究,学术氛围浓厚。系中教授除熊庆来外,还有郑之蕃、杨武之、孙光远等知名数学家。此外,系中云集着唐培经、周鸿经、陈省身、许宝騄、柯召、吴大任、庄圻泰等一批后来卓有成就的年轻人。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下,华罗庚学习数学的劲头更足了。在工作之余,他就如饥似渴地自学高等数学和跟班听课。与此同时,熊庆来尽可能多地为他提供学习和研究的机会。这样,华罗庚的数学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1933年,华罗庚被清华大学破格提拔为助教,开始在数学系教授微积分。这在现在似乎不可思议,因为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当时连做清华大学学生的资格都没有。
进入清华大学的前两三年,华罗庚主要是在恶补自己欠缺的高等数学知识,没有发表任何论文。从1934年起,即在数学系执教后,华罗庚开始发表数学论文。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了。至1936年,他共发表21篇论文。其中有17篇都发表于国外杂志。而那个时候,中国现代数学事业的研究力量还很薄弱,中国能在国外发表这么多数学论文的学者还寥寥无几。由此,华罗庚在中国数学界声名鹊起。1935年,由于数学研究工作十分突出,华罗庚被清华大学再次破格提拔为教员。
1935年至1936年,清华大学相继邀请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教授、国际数学会副会长阿达玛(Jaeques Hadamard,1865-1963)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教授、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到校讲学。这两位世界一流的数学家对才思敏捷的华罗庚都非常欣赏。当阿达玛了解到华罗庚研究华林问题后。建议他注意苏联维诺格拉朵夫的相关工作。维纳热情地把华罗庚介绍给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数学教授哈代。并说华氏就是中国的拉马努扬(S.A.Ramanuian)。于是,1936年,华罗庚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远涉重洋到剑桥大学进修。
在剑桥大学,华罗庚在哈代的指导下进修了两年。此间。他接触到了世界数学研究的主流课题,并在完整三角和估计、华林问题、布劳赫一塔内问题,以及哥德巴赫猜想等方面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工作。从此他在国际数学界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一名成熟的数学家。
1938年,华罗庚离开英国返回中国。当时中国正处于全面抗战时期。到处炮声隆隆,烽火连天。当时中国人民不仅生活艰苦。而且常有生命危险。返国之前,有好友劝华罗庚不如留在英国讲授数学。但他决心返国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并打算为推动中国学术独立贡献力量。在他返国之际,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已经在昆明联合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因此,华罗庚没有再回北平,而是直接去了大后方昆明。
由于华罗庚数学研究成绩卓著并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西南联大将他从教员越过讲师、副教授,直接提升为教授。这再次打破清华大学破格提拔人才的记录。当年华罗庚才28岁。在西南联大,华罗庚很快成为数学系的台柱之一,与陈省身、许宝騄一同被誉为“数学三杰”。尽管在昆明时生活异常艰苦,常常吃不饱。有时还要“跑警报”,但华罗庚仍一如既往地努力奋斗。刻苦钻研。开拓了自守函数论、矩阵几何学、典
型群与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真是天道酬勤,由于他完成了杰出的专著《堆垒素数论》,1941年华罗庚获得国民政府首届国家学术奖励金一等奖。这相当于现在的全国最高科学奖。当时中国数学界获此殊荣的只有他一人。
返国逐梦:从美国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1946年,华罗庚受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的委派,与吴大猷、曾昭抡赴美研究。抵美后。他们便分头行动。华罗庚先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访问,后在伊利诺伊大学执教。这所大学给他的待遇很好,年薪约一万美元,并有四位助教。在华罗庚旅美期间。已在北平复校的清华大学决定聘请他为数学系主任,但由于华罗庚已决定在美国续留一年,且刚在美国做完腿疾手术,必须时常检查,并未应允。不过。校长梅贻琦和理学院院长叶企孙都认为他是数学系主任的最佳人选。并于1948年2月18日给他寄发了正式聘书。1948年,华罗庚膺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这次院士选举采用了严格的提名、审查和民主的决选程序,膺选的数学院士只有5人: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苏步青、姜立夫。
1950年前后,华罗庚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毅然放弃了美国的优厚待遇返回了祖国。当时国民政府在大陆已经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华罗庚十分希望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数学才能。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多作贡献,实现自己多年所追逐的推动中国学术独立的梦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返国后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如由于清华元老周培源和少壮派教授钱伟长的反对,他并未当上数学系主任;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做了三四次检讨。这使他很不高兴。甚至闹情绪。中国科学院筹建数学研究所时。委任苏步青做筹备处主任。华罗庚认为自己也当不上数学研究所所长了。这使他一度相当悲观、失望。甚至曾有过自杀的念头。
不过,1951年一个好消息传来:政务院第69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这使华罗庚又振作了起来。嗣后,他便开始规划数学所的建设蓝图并付诸实施。这包括成立电信网络与电子计算机设计研制小组,成立了微分方程与数论两个组,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作进行力学的基础研究等。华罗庚还曾亲自主持计算数学讨论班。在数学所,华罗庚注重广泛罗致人才,目的是将数学所办成向全国开放的国家科研机构。早期到数学所工作的有李国平、李修睦、梁之舜、张远达、钟同德、林坚冰、董光昌、严士健、任建华等。
在20世纪50年代,华罗庚曾多次邀请客居巴黎的熊庆来到数学所工作,并以数学所所长名义请国务院专家局把熊庆来的夫人与子女从昆明接到北京。他邀请熊庆来,一方面是出于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主要是考虑熊庆来尚在创造旺盛之年。熊庆来到数学所后任研究员兼任函数论研究室主任,发表论文约20篇,精心组织了函数论讨论班,还培养了杨乐和张广厚两名研究生。1957年,华罗庚把厦门大学的。年轻数学教师陈景润调到数学所工作20世纪60年代初,陈景润在华林问题、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与除数问题上连续取得好成绩。后来还改善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对于解析数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被任命为数学所所长后,华罗庚还决定编辑出版甲种专刊和乙种专刊。前者收入个人专深的研究专著,后者收入学者对某一数学领域系统的介绍。他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和《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作为甲种专刊第1号和第4号,分别于1953年和1957年出版。甲种专刊的第2、3号分别是苏步青的《射影空间曲线论》与陈建功的《直交函数级数的和》。华罗庚曾邀请关肇直与田方增撰写“赋范环论”,冯康撰写“广义函数论”,越民义与王元撰写“哥德巴赫猜想”等作为乙种专刊出版。后来《数学进展》发行,其中一些著作在此刊物发表。
此外,华罗庚在1951年举行的中国数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理事长。1956年,他提倡在全国举办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并得到中国数学界的支持。从1958年起,他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应用数学系主任,并亲自给该系学生上课。实施了“一条龙”教学法。这使学生得到了较好的基础训练。1964年,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和人事关系的影响。华罗庚离开了数学所,调到了科大。在科大。他组织了一个综合性讨论班。参加者除了与他一同从数学所调来的王元外,还有龚昇、陈希孺、殷涌泉等。三年后,华罗庚又调回数学所。
他返回数学所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这场政治运动来势凶猛。席卷了全国的每个角落。此前,华罗庚也遇到过激进的政治运动的冲击,但基本没有中断过业务工作,而且在科学研究方面颇有收获,先后出版了《数论导引》和《多复变函数论中的典型域的调和分析》,还和万哲先一起合著了《典型群》,与王元一起提出数值积分的新计算方法等。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华罗庚完全停止了纯粹数学的研究。只做了一些普及统筹法和优选法的工作。
晚年岁月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时华罗庚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尽管人老体衰,但他仍有较高的工作热情。1978年11月,华罗庚在成都主持了中国数学会年会。这次会议是中国数学会自1960年在上海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首次公开活动。在会上,个别人提出应在数学会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关系,由党来领导数学会。华罗庚坚决拒绝了这种意见同时。他还针对学术界出现的粗制滥造,争名夺利,任意吹嘘等不良现象。提出“早发表,晚评价”的建议。次年3月,中国数学会理事会在杭州召开。他当选为理事长。1978年,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79年,中国科学院将数学研究所分成“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和“系统科学研究所”,华罗庚除了担任数学所所长外,还被任命为应用数学所所长此后,他把权力下放,让副所长田方增、陆启铿实际主持数学所的工作。让副所长王寿仁实际主持应用数学所的工作。由于个人的兴趣已经转向统筹法和优选法的普及工作,华罗庚基本不再从事纯粹数学的研究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华罗庚又将工作的重心转向有关国民经济的咨询工作。他曾参与两淮煤炭开发规划、准格尔露天煤田开发规划、大庆油田“七五”规划等大型项目的论证。而且完成了有关安徽省煤炭公司、马鞍山钢铁公司、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安庆石油化工总厂和宁国水泥厂等重点工业企业提出的重大项目和企业规划问题的多个课题。此外,他还被聘为大庆油田和湖南、内蒙、河北等省、市、自治区的高级顾问。
1979年后,华罗庚多次应邀到英国、荷兰、法同、西德、美国等同访问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并获得一系列的荣誉。如1982年当选美国科学院同外院士。并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1984年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授予荣誉理学博士;1985年当选为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
1985年6月,他应日本亚洲协会之邀访问日本。6月12日下午,日本数学会邀请他在东京大学做学术报告。不幸的是,他在报告即将结束之时,心脏病猝发。后经日方医生全力抢救。也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