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抓住现在
弄人的造化让人来到世上，惟一的目的似乎就是让他受罪，果然如此，我们就得为自己
对此项使命如此热衷，去向造物主表功。受罪的来由数不胜数：疾病缠身，情场变幻，朋友
反目，世态炎凉，还要加上因生活千篇一律而生的郁闷麻木。痛苦既如此之多且没完没了，
我们自然巴不得早点死了拉倒。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想找份报纸看看的人或许会随手翻开一张名为“不妥协”的报纸。这家报纸刊载新闻追踪、都市花边消息、分类广告、尖酸刻薄的社论，且以此享有名声。该报还另有一招，即隔三岔五弄出些不着边际、大而无当的问题，让法国的名流做答。比如，“尊意以为对令媛当施以何种教育为佳？”再如，“您对改善目下巴黎交通拥挤状况有何高见？”1922年夏天，报上给撰稿人出了这么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问题：
一位美国科学家宣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至少这个大陆的大部将被毁灭，遭此巨变，数十亿人将难逃一死。倘该预言应验不爽，在确知死期不远到死亡降临这段时间里，你认为人类对该预言会做出何种反应？再者，据你所想，你在这最后的时刻会做些什么？
第一个面对这人类、地球均遭没顶之灾的惨淡图景做答的名人，是位名叫亨利·波尔多的知名文人，此人现已无人问津，当时却是大名鼎鼎。他断言，预言会令大多数人乱作一团，径奔离得最近的教堂，要不就是窜入最近的卧室。他本人则不会狼狈至此，他会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去登山，尽赏阿尔卑斯山美景，礼赞奇妙的大自然。另一做答的巴黎名流是位叫贝尔特·鲍维的名伶。她没说自己将有何举措，倒是要让读者来分担她有点不大好说出口的隐忧——男人对其行为的长远后果没了任何顾忌，岂不是要变得无法无天？此种论调颇令人心寒，对另一名人弗莱雅夫人来说却是“深得我心”。弗莱雅夫人在巴黎以善看手相闻名，据她判断，在末日将临之际，人们没功夫沉思来世，他们及时行乐尚且不及，哪会想着修炼灵魂，以待来生？——她真是不幸言中，另一作家亨利·罗贝尔兴头头地宣布，他要尽情享乐，去玩最后一局桥牌，去打最后一场网球、最后一场高尔夫。
最末一位就临终计划发表高论的名人是个离群索居、唇上留须的小说家，没听说他对桥牌、网球、高尔夫之类有何兴趣（虽说他曾试着下过一次国际象棋，且靠别人帮忙，放过两回风筝）。此君生命最后的十四年是在一张狭窄的床上度过，这十四年他的常态是身上覆一堆薄薄的毛毯，就着床边一盏微暗的灯，写他那部长得令人称奇的小说。小说名为《追忆逝水年华》，自打1913年第一卷问世，已然被推为经典之作。一位法国批评家认为作者可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一位意大利批评家则把他比作司汤达，另有一位奥地利公主，甚至愿意与他谈婚论嫁。不用说，此人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并非自视甚高之人（“但愿我能对自己的估价高一点！——可叹，那是不可能的”），有一次甚或将自己比作一只跳蚤，又曾将自己的作品形容为一块让人无法消受的牛皮糖，不过他还是有理由感到满足。有位出使法国的大使，也算是见多识广，不轻许人的了，他就认为，该给普鲁斯特颁发文学大奖，即使不是马上。大使如此描述普鲁斯特：“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寻常的人——甚至赴晚宴他也穿着长外套”。
普鲁斯特给报纸投稿很热心，并且总是一副游戏心态，他将对《不妥协报》前述问题的答复寄给报社，同时还将他的那番末世论寄上一份给那位美国科学家：
果如你所言，我们都将面对死亡威胁的话，我想生活对于我们会忽然变得美妙。想想吧，因为我们的懒惰，总想着来日方长，做何事都能拖则拖，竟致那么多的计划、旅行、恋爱、对人生的探究与我们失之交臂，未见实行！
但是让这预言永远别应验吧，一旦恶运不再，我们的生活将是何其美妙！啊！
只要这一次世界末日并未降临，我们该再不会错失良机，我们会去参观卢浮宫的新画廊，去拜倒在某位小姐的脚下，去启程做一次印度之行。
大难不至，我们就会什么也不做，我们会发现自己又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生活的欲望在此消磨殆尽。但是要热爱生活，抓住现在，我们无需等到大难临头。想想这一点就尽够了：我们是人，终有一死，也许今夜死神就会将我们带离人世。
当我们明白死亡正在逼近之时，对生命的依恋之情就会油然而生。这意味着，问题或许不在我们因其单调冗长、不见尽头而觉兴味索然的生活本身，而在我们每日对生活采取的态度；我们的不满与其说是起于对往昔无可奈何的追悔，不如说是起于我们似乎理所当然的活法。一旦明白人终有一死，放弃了永生之念，我们会忽然发现，在看似冗长无聊的生活表层之下，藏着那么多人们未加尝试的可能性。
承认人的肉身难逃寂灭或者会促使我们重新掂量生命中的轻与重，然而果真如此，我们也得先问上一问，这轻与重当如何分解。当我们尚未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之时，我们也许一直过着残缺不全的生活，但是完整的生活究竟是何模样？简单地承认我们难免一死并不能保证一举寻到什么明智的答案，即使我们说得头头是道，把日记本余下的空页填得满满。死亡之钟的嘀嗒声令人心惊肉跳，惶恐中我们做出的，也许是洋相百出的种种蠢事。巴黎名流们给《不妥协报》的答复就够矛盾的了：你道是尽赏阿尔卑斯美景，他说是要沉思宇宙的未来，还有什么网球、高尔夫，真是不一而足。但是天塌地陷之际，这些度过最后时日的高明法子又有何益？
普鲁斯特的法子（逛卢浮宫、谈情说爱、旅行印度）也未见高明。对了解普鲁斯特性格的人说来，这简直就是奇谈。他从来也算不上是博物馆的常客，卢浮宫已有十年足迹未至，他宁看复制品也不愿在博物馆与吵吵嚷嚷的游客为伍（“人们以为对文学、绘画、音乐的喜爱已成风气，愈演愈烈，实则真懂的人一个也无”）。至于他对印度的兴趣，也从未有人听说过——那年头去印度可真算得上一场考验，先须坐火车到马赛，然后得坐邮轮至赛得港，还得换乘P&O公司的船在阿拉伯海上过上十天。对一个下床都困难的人，这样的旅行实在未可称善。说到某小姐之类，那正是他母亲的伤心事——普鲁斯特对其迷人之处根本无动于衷，从A小姐到Z小姐，他一概毫无感觉。甚至有很长时间，他连有无可以作伴的“同志”也懒得费心。他曾有言，饮酒之乐，胜于做爱。
即使他真想照计行事，付诸实施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寄出给《不妥协报》的答复之后刚过了四个月，多年来他不断预言的事情竟真的发生了——他患了感冒，不治身亡。这一年，他五十一岁。死前他应邀去赴一个宴会，尽管已有染上风寒的征兆，他还是裹上三件外套、两条毛毯，如约前往。返家时他不得不在冰冷的庭院里等出租车，就这么患了感冒。感冒随即发展成高烧，要是普鲁斯特听请来的医生的话，高烧是可以退去的，但是怕打断了写作，他不让医生给他注射樟脑油。他继续工作，除了热牛奶、咖啡和煮过的水果，什么都不吃，什么也不喝。感冒转成支气管炎，随即又恶化为肺炎。好转的希望一度出现，有次他在床上坐起来，要吃烤鳎鱼，可待鱼买来烧好，他却突觉一阵恶心，碰也不愿碰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即死于肺部脓疮破裂。
所幸普鲁斯特对生命的思索并不限于写给报纸的游戏文章（报纸出的题不着边际，他的答复则不惟语焉不详，而且让人摸不着头脑），事实上，直到临终前，他一直在惨淡经营一部体大思深、叙事形式复杂的书，而这部书所解答的问题，与由那位子虚乌有的美国科学家的预言引发的命题，不妨说是正相仿佛。
这部大作的书名——“追忆逝水年华”——意蕴丰富。虽说这书名普鲁斯特本人一点不喜欢，每逢提起就要下“糟糕”（1914）、“不得要领”（1915）、“丑陋”（1917）之类的贬语，它的好处还是显而易见，因它径直道出了该书的主题：探究人们何以会将光阴虚掷、生命空耗。《追忆逝水年华》并非一部叹息韶华已逝的感伤回忆，而是一个切切实实，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事，它告诉人们该怎样停止生命的浪费，该怎样去领略生活的美妙。
可以想见，一旦得知大难将临，每个人都会倍感时间宝贵，生命无价，普鲁斯特这部富有教益的书则更进一程：但愿生命的思索与我们长相伴随，不要等到末日将至的那一刻；但愿我们在玩最后一次高尔夫，在水已没顶之前，已然端正了对生命的态度。
二．读书为己
普鲁斯特生在一个医生家庭，这个家庭将解除人的病痛当作一门艺术，孜孜以求。他的父亲是个医生，身材高大，满脸胡须——典型的十九世纪人的样子。普鲁斯特医生神情威严，目光坚定，与那眼神相接之人会禁不住觉得自己有点女里女气。他身上洋溢着从医的人特有的道德优越感。须知医生这一行的价值对社会而言是根本不消说的，不拘咳嗽打喷嚏抑或盲肠破裂，但凡生了病，谁都得仰赖于他。其他行业的人在医生面前也许会自感气沮，因为干哪一行也不能如行医那样理直气壮，对自身价值居之不疑。
阿德里亚·普鲁斯特医生出身算不得高贵，他是个杂货商的儿子，家里专营蜡烛，以供左近家庭和教堂之用。他在医学研究方面才华过人，其潜心之作是一篇名为《脑软化症诸形态》的论文，完成学业后他致力于改善公众的卫生状况，尤其关注抑制霍乱和鼠疫的传播。他曾游历各国，就传染病问题向各国当局进言。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他曾被授予五等荣誉奖章，且荣任巴黎医学院卫生学教授。此外，土伦市（这个港口城市一度有霍乱流行的苗头）市长赠他以城市金钥匙，马赛的一家防疫医院则以他的名字命名。到1903年过世之时，阿德里安·普鲁斯特医生已享有国际声誉，他这样为他的一生做结：“我度过了幸福快乐的一生”，观其生平，这话他还真当得起。
有这样一位父亲，难怪马塞尔会有几分自卑。他生恐自己成为父亲诸事遂顺的一生中的缺憾。他对十九世纪末一般中产人家趋之若鹜的职业毫无兴趣，惟独钟情于文学。 钟情归钟情，年轻的时候他大体上是光说不练，似乎是对文学太虔诚、太在意，以致于他难以落笔。他是个乖儿子，起初也试着从事父母定会首肯的行当。他有过种种想法，比如进外交部，当律师，做股票经纪人，或者当个卢浮宫的馆员。然而谈何容易？干了两个星期的律师，他就吓坏了（“即使最糟的时候，我也想不出有什么比在律师事务所更恐怖”），而一想到当外交官要离开巴黎和他依恋的母亲，他就打消了念头。二十二岁的普鲁斯特心烦意乱，他不断地自问：“假如我打定了主意不做律师，不当医生不当神父，那我还能做什么？”
也许图书馆员还是可以胜任的吧。他到马萨林图书馆去应聘，并且被录用了，不过是个不领薪水的职位。至此职业的选择似乎已有答案，可普鲁斯特发现这地方灰尘太多，他的肺受不了，于是隔三岔五地泡病假，他告了假有时是在卧床静养，有时则是去度假，倒是很少伏案写作。他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或是请客吃饭，或是出去泡吧，总之是花钱如流水。可以想象他那位生活严谨的父亲对他的失望。他父亲从未对文学艺术表现出多少兴趣（虽说他曾在一个专演喜剧的歌剧院医疗队工作过，并曾一度迷上一位美国歌剧女伶，这位女伶还寄赠一张穿男装灯笼裤的玉照）。普鲁斯特不断地告假，不上班，甚或一年也见不到他的影子，如此这般，终至于弄得挺大度的上司也难以忍受，到任职的第五个年头，他终被图书馆辞退。这一回大家都明白了，已然对他不抱希望的父亲更是心里透亮：再别指望马塞尔找到什么合适的工作了，这辈子他都要靠家里养着，家里得拿出钱来供他捣鼓弄不出名堂的文学。权当是票友玩票罢。
很难看出普鲁斯特还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在他父母均已亡故之后不久，有一天他居然对女仆吐露胸中抱负——他终于要开始写小说了。
“啊，塞丽斯蒂，”他说道，“但愿我能像父亲专注于病人那样专注于我的写作。”
但是他父亲为饱受霍乱、鼠疫肆虐之苦的人们做了许多，他以写书能追上父亲的功业？不必当土伦市的市长我们也能了然，普鲁斯特医生可以在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方面贡献良多，谁知道马塞尔肚里正在蕴酿的煌煌七卷的《追忆逝水年华》是何良方？坐在慢慢吞吞、摇摇晃晃穿过西伯利亚大草原的火车上翻翻这书，或许不失为消闲解闷的法子，然而谁会拿这点好处与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带来的效应相提并论？
若是有人对普鲁斯特的抱负不屑一顾，那也许并非因为他们对文字印刷品一概不当回事，而是因为他们怀疑文学作品究竟有何类于救死扶伤的实际功用。从很多方面看，普鲁斯特医生对儿子的倾心文学一无同情，不过即使是他，对各种出版物也并无轻视之意，事实上他本人就著述颇丰，很长一段时间，书店里他的名气远比儿子大得多。
与儿子不同，普鲁斯特医生的书很实用，这是一望而知的。他前后出了三十四本书，对探究提高大众健康水准的种种途径可谓不遗余力。他的著述内容广泛，既有《欧洲的鼠疫御防》这样的专著，也有《电池制造工人铅中毒问题研究》这样专门讨论新问题的小册子。谁都想学得养身之道，普鲁斯特医生的众多著述均出之以简洁生动、通俗易懂的文字，因此在读者中享有盛誉。说他是养生手册一类书籍的鼻祖和大师，想来他不会觉得是辱没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