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孜·艾买提，维吾尔族，1935年出生于新疆喀什。1954年毕业于喀什师范，1957年毕业于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艺术系，并留校任教。196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新疆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新疆文史馆名誉馆长，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和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的作品《罪恶的审判》（1964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麻合穆德·喀什噶里》（1981年，获全国少数民族美展一等奖）、《木卡姆》（1984年，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并由中国美术馆收藏）、《乐迷》（1988年，参加首届全国油画精品大赛获银奖）都是传世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担任新疆文联名誉主席。
《天山颂》
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比其他省、区要大得多。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在北京竣工的十大建筑中，最宏伟的当属人民大会堂，当时，周恩来总理作出指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所以大会堂最大的厅应给新疆。
新疆厅进门对面墙上1260cm×450cm（56.7平方米）命题为《天山颂》的挂毯是我设计的。整整花去六个月设计的这块挂毯，充分展现了新疆各界的发展史。图案中央为新疆十三个民族在唢呐和羊皮鼓鼓声中载歌载舞，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画中央最高部分为天山山脉最高峰——汗腾格里峰。画面是这样布置的：东方红日升出，空中天使们在乐声中翩翩起舞，使人仿佛回到新疆的佛教兴盛时代；与其相辅相成的是，一群姑娘小伙子在空中飞舞，手中的杭州绸缎及和田艾德莱丝绸在风中飘扬；大地上是让人回想起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一处是做地毯生意的伊朗商人；云彩之上骑着骏马叼羊的各族骑手，给人以腾云驾雾的感觉；从这一侧望去是一条条兵团农场的条田，广阔的草原，硕果累累的果园，雪白雪白的棉田，旁边是外国游人美滋滋地吃着羊肉串；节假日里，解放军战士在给农民家拜年，同农民一起享用过年的美味佳肴；另一侧则是油田、水电站和从中原向欧洲延伸而去的铁路线上飞驰的列车。整幅图对人物群像、飞禽走兽做了恰到好处的安排。画面栩栩如生，使人身临其境。
我在完成这幅巨画的初稿时，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宋汉良和铁木尔·达瓦买提主席多次亲临现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最后，该草图在宋汉良书记的主持下，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审核通过后，被安排制成挂毯。织出如此复杂图案的挂毯，只有和田地毯厂能完成。1968年，我曾在该厂织过毛主席标准像挂毯，我对该厂的工人比较了解。
由于工人文化层次低，根本不懂美术，所以需要把画面复制成要织出的挂毯那么大，印在有方格的纸上，再确定每一格的位置，否则他们无法编织，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时任和田行署专员的吾甫尔·阿布都拉亲自挂帅，召集有关人员，强调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支持，并对我的起居、生活做了周到的安排，给我抽调了一辆专车。
织毯厂当时没有织这么大挂毯的架子，所以专门做了那么大的一副架子。用和田一等棉羊毛纺出线，由印染车间按颜色要求印染了框。每米安排四百五十条红线。从工人中挑选出了二十五名技术尖子，向他们特别强调了人像怎样织作。织人像时关键是不要越出方格线，一定要数格子，按格绣织，切不可慌了手脚，掉格子。工人们每天两班制，每周倒一次班作业。经工人们辛勤劳动，挂毯终于圆满织成。当工人们吹着唢呐，敲着羊皮鼓，用狂欢的舞姿欢庆巨作圆满完成时，我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吾甫尔·阿布都拉专员在织毯过程中多次来到织毯厂，解决了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关怀和鼓励，并对企业领导作出了“不要追求利润，多给工人工资，使他们满意”的指示。1992年7月，这幅巨幅挂毯终于挂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墙上，得到了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来宾的称赞。
《艾里甫与赛乃姆》
维吾尔长诗《艾里甫与赛乃姆》在民间广为流传。我很小就从大人们嘴里听到过有关《艾里甫与赛乃姆》的传说故事，其中也有木卡姆歌词。1948年，喀什噶尔萨娜伊纳菲萨（文艺团体）的演员们将由伊犁作家改编的《艾里甫与赛乃姆》话剧搬上了舞台，并在艾提尕尔的人民剧场演出了多场。当时我也看过几场，剧场很大，舞台设计得能够旋转，而且很大。幕布拉开之间舞台布景就能变换完毕。舞台设计有假山，君王和大臣们狩猎骑真马上舞台，马匹在舞台上的假山谷里嘶叫奔跑，扬起尘土，整个舞台尘土飞扬。
《艾里甫与赛乃姆》整剧演完需要五个来小时，因此，一般都是分两个晚上演完。
1957年，某人将《艾里甫与赛乃姆》缩编成一个晚上就能演完的歌剧，由新疆歌舞团在乌鲁木齐人民剧场演出，博得观众喝彩。我也看了几场。我把旧版和新版比较了一下，总感觉不如旧版，新版故事开端仓促，总觉着缺点什么，而且结尾的矛盾处理很生硬，做作。
民间传说讲的是阿巴斯王外出狩猎时遇到了正在远处的泉边打水的“仙女”，并深深地爱上了她。他为了娶“仙女”为妻，立刻下令中郎将其带来。他们赶去一看，那位“仙女” 原来是国王的公主赛乃姆，国王得知后后悔万分，并为自己的行为忏悔，写下了“不曾游走天下诸国，君王不知故土之美，不曾经历爱之坎坷，谁人可知爱之可贵……”的诗句。为了谢罪，国王最终成全了艾里甫和赛乃姆这对有情人，并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
原长诗中的艾里甫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贫苦青年，哈斯木大臣等人极力谋害他，但他对赛乃姆始终忠贞不渝，使人对这位苦命的年轻人备感同情。然而，改编后的剧本里艾里甫成了杀死阿不都拉·夏特尔的凶手。那些日子我产生了把剧本改写成小说的念头，把这个动人的故事从舞台上搬到自然空间，然后再制作成连环画奉献给民众。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毕业于新疆学院文学系的校友阿布力克木·沙比尔的支持，并积极协助我完成画册文学部分的写作。当时我的教学任务较重，画册的文学部分虽已完成，但是绘画部分仍没有着手去画。
1962年，我为了设计出该书的封面，先给书命名为《艾里甫与赛乃姆》，为封面画了一幅画。画面内容是王宫大臣哈斯木等黑心的家伙，正在向国王阿巴斯诬告艾里甫和赛乃姆，结果国王撕毁与大臣艾山的协议，下令阻止艾里甫和赛乃姆相见。这一对情人在月光下的御花园里幽会。赛乃姆的丫环佐赫拉也爱恋着艾里甫，她把一心想得到赛乃姆的阿不都拉·夏特尔引到了御花园。阿不都拉·夏特尔看到艾里甫在给赛乃姆献花，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顿时怒火冲天，抽刀要杀艾里甫。佐赫拉见状便哀求阿不都拉不要杀艾里甫，并让其把赛乃姆领走。在这本书里，我设计出了故事里出现的人物服饰、人物形象和其他相关设施。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于1963年将画送上海印了三万套，并交送新华书店发行。这时，厄运也随之而来，《艾里甫与赛乃姆》画像也未逃脱厄运，被列入黑名单，在乌鲁木齐人民剧场作了展览。说该画“不但不歌颂工农兵，而倒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受到严厉批判。从上海印刷来的画册都原封不动地焚烧尽净。
幸好当时张仲秋先生把画册的原稿还给了我。1966年红卫兵抄我家时，表现人体结构的裸体画册和《艾里甫与赛乃姆》画册一起被抄走了。从此这些书藉永远消失了。
198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美术部通知我《艾里甫与赛乃姆》画册已恢复了名誉，出版社将出版发行该画册，要我重新画出来。这当中，我在喀什噶尔师范教学的学生阿力甫·达吾提带信来说，他那里保存有《艾里甫与赛乃姆》的黑白照，并给我捎来了。我照着这套黑白摄影照用油画画出了《艾里甫与赛乃姆》，当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此画。
同年，天山电影制片厂将《艾里甫与赛乃姆》拍成电影时，导演聘我为艺术顾问。我着手画出了电影布景、王宫内外景、正反面人物形象、服装样本、颜色和各种兵器等，同时对我的学生图尔逊·哈孜和阿布来提·买买提的艺术设计工作进行了指导。在新源县风景区修建了御花园，王宫区址选于吐鲁番市区内广场，王宫后城墙选在了吐鲁番交河故城河床。
1994年，我应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之邀，在那里待了十二个月。后来我在巴黎举办的个人画展上展出了《艾里甫与赛乃姆》一画，有许多买家要收购此画，尤其是一位伊朗人说：“《艾里甫与赛乃姆》故事发生在伊朗，您画的是波斯人，把画卖给我吧。”
正所谓“不愿外嫁的姑娘彩礼重”，我故意抬高了画价。那位伊朗人跟我还了半天价，我仍没有松口，他最后还是决定要了。不过我告诉他这画不卖，他问我不卖的原因，我没有告诉他这幅画的来历，只说：“这画是我年轻时画的，一直挂在我的卧室，我们夫妻对这幅画都有了感情，妻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会让我卖，如果我卖了此画，无法向妻子交代。”此次画展期间，其余的画都卖出去了，唯独《艾里甫与赛乃姆》和在巴黎画的小画没舍得卖，带回了家。《艾里甫与赛乃姆》先后在北京、巴黎、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德黑兰等城市展出。
《艾里甫与赛乃姆》这幅画，人民喜欢，我们夫妻更喜欢。
《罪恶的审判》
1964年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文化厅和新疆美协联合下通知，把我和列阳、徐庶之、张威、翟奋、马维、吴奇峰、李锡武、杨鸣山、龚建新、薛俊一等画家召集到连着文化厅旁边的（皇城）影院的小礼堂，为在北京举办画展创作作品。我为能暂时离开教学岗位专门从事创作而由衷地高兴。在一大张纸上用铅笔速写了《不公正的判决》的草图。在礼堂的一角，一块大约六平方米的地方专供我创作用。这个小小的礼堂安排了十几个人，按照画的大小包括框子不超过两米的要求，我把要画的画定为190cm×140cm的尺寸。当时的油画布幅宽只有一米，只好拼接使用，尽量把接缝处的痕迹用腻子抹平，达到看不到痕迹的程度，然后按原方案用煤在布上放大勾勒出了轮廓。我抓住主题思想，即体现旧社会的黑暗，采用表现阴天的灰色，做出了小块染色的草案。正当我信心十足，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时，一位老画家来到我身边说：“你的画中有严重的错误，如果照这样画出来的话你将受到惩罚。”
我说：“我没听明白您啥意思，我为什么会受到惩罚？”
“恶霸光天化日之下，让狗腿子把小姑娘拖走，周围拿坎土曼站在一旁的人难道会袖手旁观吗？”他说。
“在伊斯兰教中，穆斯林把教规教法看得很神圣，而且会无条件地遵循，宗教信仰不容他们违抗教规信条。”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又说：“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画歌颂新社会，歌颂工农兵的画，不听我的劝，画旧社会的事儿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你迟早会后悔。”我们当中另一位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也有人沉默不语。还有人则说：“由他说去，维吾尔族的生活他还没有你懂得多。那个时代的人们无条件服从宗教教规教法已融于宗教信仰，谁还敢反抗宗教教规。”
我把这位老者视为师长，他曾给我们上过油画课，我还是打心底里敬重他。
我的思想很矛盾，我在这幅画的草图上下了不少工夫，怎么画，画出什么样的效果，我在这些方面也绞尽了脑汁，我舍不得放弃。暂离教学岗位，专门画画的机会对我来说是难得的，我能在花费了这么多宝贵时间后空手而归吗？我拿定了主意，把发生争议的这幅画放在一边，开始着手画题材安全且有把握的画。新的题材名为《开荒队》，画中情节是一群来自上海、天津的支边青年男女坐在拖拉机拖车上，在一位维吾尔族农民老爷爷的带领下来到了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农民老大爷用坎土曼挖出一把黑色沃土给年轻人比画着。我很快在油画布上画下了草图。
有一天，我正埋头全神贯注地作画，从外面进来了一群人，正在工作的画家们见他们进来，都放下手中的画笔站了起来。他们是由新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新疆美协副主席、1938年就在延安从事创作的老画家关夫生带领，来观摩我们的创作情况的画家们。我们迎上前，同他们一一握了手。他们逐一仔细观看了我们的画，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关夫生首先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不公正的判决》的铅笔草图。
“这画是谁画的？”他问道。
新疆美协副秘书长、著名油画家马维指着我说：“哈孜·艾买提画的。”关夫生的眼神迅速转向了我。
“你上过中央美术学院吗？”关夫生问我。
“不，我上的是新疆学院，就是现在的新疆大学艺术系。”我回答。
“你从小就喜欢画画吗？”
“是的。”我回答。
“那这幅画是谁在画？”他指着《开荒队》问。
“是我。”我又回答。
“那幅画你怎么没画完？”他指着墙上的画又问道。我没有作答。这时马维说：“对这幅画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关夫生说：“是什么意见？”马维没有提那个人的名字，只是简要地讲了他所提的那些意见。
关夫生认真地听了他的汇报后说：“明白了。”他的脸沉了下来。“简直是岂有此理！”他嘟囔道。那时我汉语不好，所以没有听懂“岂有此理”是啥意思，就问旁边的人。
“他说的啥意思？”
别人解释道：“岂有此理的意思是哪有这样的道理，或者哪有这样的说法。”我听了解释后才放下心来。
关夫生肯定了这幅画，他对我说：“你把现在画的画放下来，明年再画也行，或让别人画也行。”说着，他把反立在墙上的那幅画正过来看了起来，说：“不要理会别人怎么说！”然后又面向大伙儿问道：“宗教法庭审判罪人有错吗？涉及宗教问题的画有哪个汉族画家敢画？”之后，他转向我问，“你是党员吗？”我回答：“是！”
他强调说：“哈孜·艾买提在这幅画中揭露了旧社会的不平等、迷信、愚昧和落后，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有教育意义，一定要支持才是！”
我听后如释重负，犹如松绑后翱翔天空的鸟儿。与关夫生同来的画家们临走时一一和我握手，祝我成功。
关夫生是新疆德高望重的老画家，是来自延安的革命军人和领导干部。今天的这个场合，无人敢顶撞他。他给予了我难以言表的精神力量和鼓舞，我感到干劲倍增，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客人们都走了，大伙儿又回到原位做自己的事。而我仍然沉浸在激动之中。几日来我的注意力已转向了第二幅画，现在该把它翻过去立在墙上了。我坐在《罪恶的审判》面前，两手托着下颌，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画板，思考怎样画完这幅画。
一直在支持我的一位同行走到我身边说：“问题已经解决了，你怎么还不动笔，发什么呆呀？离展出的时间只有二十四天啦，你的画还只是用木炭勾出的轮廓，无论怎样，你得赶在展出前把它画完。”
他说得没错，我也正为怎么又快又好地把这幅画画完而伤脑筋呢。俗语说“凡事三思而行”，如果因为时间紧，对画面草率从事，画中人物会不尽如人意，会出现反复修改、重复劳动的情况，甚至会出现返工延期的后果。
我把画中的重要人物又仔细观察了一遍。我认识到画好这幅画中的人物，仅靠我的笔记是远远不够的，在充分体现人物个性和特征上会遇到困难。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以构思出来的人物形象为基础，深入生活，寻找与画中人物相似的人，用速记的方法记下来，再融入到画中。想到这里，我便立即背起画夹走出了礼堂。
我先来到了二道桥，在茶馆里遇到了几个喝茶的人。其中有一位四十来岁，浓眉大眼的人，他睁大眼睛看着对面说话的老汉，跟我画中的那个拄着拐杖，两眼怒视恶霸的人物形象十分相似。茶馆老板以为我是来喝茶的，便热情招呼我“请用茶”。我虽不是为喝茶而来，但还是要了一小壶茶。趁伙计上茶之机，我坐在那人侧面的一个位子上开始认真端详他。其实这个人比我构思的人物还要魁梧壮实，我想趁他不注意把他画下来，但又怕产生误会，引起不愉快，便先向他们敬茶。他们客气地回敬：“谢谢！我们有茶，您请用。”我乘机首先作了自我介绍，顺便讲明真正的来意，婉转地说道：“我是艺术学校的美术老师，正在练习画各种人物画像，我可以画你们吗？”
他们没有吱声，但当中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同志说话了：“这是好事呀，我们的民族出现一个画家有什么不好？请画吧，画我也行。”
我先把第一眼看准的那位迅速画了下来，然后又画了跟我说话的那个人，接着根据自己的需要又画了其他几位，共画了四五幅。画完之后，我向他们致谢，然后喝完已放凉了的茶，欣然走出了茶馆。
在一个钉马掌的铺子前，有个人映入了我的眼帘。他一只手持马鞭，背着手在看钉马掌，年龄在五十岁左右，大腹便便，看起来有些臃肿，一副冰冷的脸孔。我偷偷地开始细看此人，他是铺子的主人。我没有向他打招呼，而是先把钉马掌的铁匠和马速记了下来。马的主人看了画以后满意地问我：“您是记者吗？画这个做什么？”
“不，我不是记者，是艺术学校的美术老师，教学生画画，所以首先自己要练习画画。您身材很魁梧，让我画一下您怎么样？”我说。
那人稍想了想说：“按说照相不是件好事，可您既然是教学生的老师，那好，画就画吧！”
“谢谢您。您就把手背着站在那儿就行，朝前看，不要转身。”我说完迅速从画夹里取出画纸，不慌不忙地把他画在了我构思中的恶霸的位置上。这时，有许多人围了过来，他们低声议论“画得真像”，有人说：“冲着穷人指手画脚的这个像是个巴依（财主）。”画已成形，那人见画后说：“我有那么阴沉吗？怎么不给我一点微笑。”
“画得不太像您，回去后再进行加工，画成彩色的。”我有意夸张了此画，之后，我迅速收起画放在夹子里，说了声“麻烦您了”，便离开了现场。
第二天，我去了碾子沟长途汽车站，观察那些因种种事由来乌鲁木齐办事，之后为了回去，在行李堆旁等车的南北疆旅客。此时此刻，我眼前出现了我所要画的各年龄段、各种肤色、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我对人群扫了一眼，就从他们中间捕捉到了我需要的人物客体。他们大多是来自乡下的普通农民，根本不理解我画他们的目的。为了不惊扰他们，或引起个别迷信者的不满，我先来到人多的地方向人们致礼问候。我在他们中间坐了一两分钟，边介绍自己，边从画夹里拿出已画好的画给他们看，然后向他们透露自己想参照着他们的样子画一幅画的想法。他们都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有人还自告奋勇地说：“来，画我吧。”我当然要先画支持我的人，接着又画了我需要的人物形象。在一旁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说：“看，他只画有胡子的。”又有人说：“画的都是高鼻梁的瘦人。”小孩子和年轻人围过来争先恐后地嚷道：“给我画一幅！”“画我吧！”我营造了一种热烈的群众氛围。等我换第二个地方踏点时，屁股后面跟了一群人（多数是孩子），赞不绝口：“太能画了，画得太像了！”还有人说：“画那个人吧，保证您会画得更像……”我在汽车站忙碌了一整天，在候车厅、车站前、茶馆和小饭馆共画了五六十幅画。除此之外，又画了几幅在汽车站附近要饭的乞丐画像。这时，我注意到一个搬运工肩上搭着一头套着铁环的绳子，坐在台子上等活儿。那人两腿耷拉着，双手撑地，两肩稍耸，身体稍微前倾，样子正合我意。美中不足的是，这个人有些矮，满脸横肉。我把他也画了下来，不过，姿势是照他的样子画的，面部画得两眼无神，中等个儿，身材清瘦但很坚实。
有一天，文化厅在人民剧场召开了大会。我去参加会议时随身带了一个小笔记本，和剧团的一名叫阿布力孜·玉素甫的演员坐在同一排右边第三座。从侧面看去，这个人跟我画中的那位身披土布衣服，肩扛坎土曼，紧握一只拳头，怒视恶霸的年轻农民的形象像极。我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偷偷地把阿布力孜·玉素甫画了下来。这个人物应该在整幅画中的前半部分，是画面里正面人物中较重要的一位。我的速写技能在这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画出了相貌体态各异的人物画像，为以后要画的作品搜集到了必要的素材。办公室的同事也不知道两天来我在外面都干了什么，他们以为我荒废了两天时间，担心我完不成任务。其实我已搜集到了必要的素材，心里很踏实，对于完成任务我十分有把握。
我在调色盘上挤出黑锈色、土红色和土黄色颜料，然后一一仔细观察所搜集来的素材，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结合我所构思的人物形象，按需取用，开始给画中的人物着色，使人物更加立体生动；再用右手握笔，左手拿一块布，用毛笔画人物的眉眼，突出其行为举止，表情状态，使其更加具体、生动鲜活。如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马上用布擦掉，重新修补纠正，最后将所有人物定格完毕，画布上有画像了，心中也就有数了。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心中无数、重复劳动和手忙脚乱的情况发生。作品完成得很顺利、圆满，完成这幅画共用了二十天时间。
为了预防万一，即万一这幅画再次被否定，上不了画展，我把《开荒队》那幅画也作为预备画准备好了。
离作品完成还有一两天时，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刘萧无、秘书长柴桂铭等来到现场视察作品。他们来到我的作品面前时，马维介绍了有关《罪恶的审判》引起两种不同意见，关夫生同志肯定了这幅画的教育意义，并给予鼓励等相关情况。刘萧无说：“把作品展出来，让人民去评价。”
文化厅艺术研究院的某人写了一篇有关此画的批评文章，投给了《新疆日报》。刘萧无得知后打电话给报社说：“还没有展出或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不能一棒子打死，这篇文章暂不要发。”
《罪恶的审判》和《开荒队》两幅画在乌鲁木齐工人文化宫同时展出。展出期间专门为其设了意见簿。观众多数在留言簿上留下了“《罪恶的审判》是一幅好作品”等内容的赞美词句，没有一句否定的语句。此次画展结束后，作品被送往西安供中央西北局审查。刘澜涛书记看了画展后，同意将这两幅画送北京参加画展。此后就将这两幅画送往北京中国美术馆参加了全国美术展。
1964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机关杂志《美术》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在此次画展中展出的《罪恶的审判》的评论文章。文章说：“《罪恶的审判》轰动了整个展览，这幅画也登在了杂志上。”1965年，该杂志第一期又以彩版的形式刊登了一次，并同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美术编审、美术理论家马克先生的一篇评论文章。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关于此次画展的报道中对《罪恶的审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画也同时见了报。这幅画从此发往全国，《罪恶的审判》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画展结束后，这幅画作为珍藏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
1982年，法国有关专家来京，他们会同中国美协选择了《罪恶的审判》参加巴黎画展。参展的作品送往巴黎之前，北京某大学一位教授给时任中国美协主席的江丰打报告说：“哈孜·艾买提的这幅《罪恶的审判》抄袭苏联一位画家的作品，抄袭的作品不能送国外展出。”江丰先生认为不能糊里糊涂了事，便安排中央美术学院理论课教师、毕业于列宁格勒列宾美术研究院，专门从事俄罗斯油画研究的邵大箴教授为首的四位专家核实此报告有无事实根据，专家们认真翻阅了俄罗斯油画历史，没有发现《罪恶的审判》有抄袭之嫌，反而查证该作品取材于维吾尔族旧社会农民生活，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畴的作品，这才同意参加巴黎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