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时代风格的宏大陵园。东钱湖的南宋墓道石刻群便成了那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南宋时期的京都临安(今杭州)有着“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宁波)人”的格局,而当时的鄞县更有“满朝文武,半出史门”之说。史氏家族在南宋历时一个半世纪,获得了“一门二王,三相四宰,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显赫与荣耀。其中,史浩、史弥远、郑清之和史嵩之四位宰相死后以岙为陵,葬于东钱湖四周。由于他们的政治生涯几乎涵盖了南宋历史上最重要的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和理宗五个朝代,因此他们的墓道石刻也代表了当时南宋的艺术水平、审美标准、价值取向和社会地位,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国内亦属罕见。这批丰富而又完整的历史遗存充分展现了南宋石雕艺术的非凡创造力,为后人研究南宋时期的美术史、文物考古史和雕刻艺术史等领域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成全了东钱湖,使它在具有浩浩荡荡、浮光耀金的壮美之外,又多了几重人文的沉淀和历史的回音,增加了它的深度和厚重。历尽沧桑800年,繁华过后的寂寞、苍凉之中的沉郁、荒芜之下的执著,都为人们找到了走近它、审视它、读懂它的无数理由。
古代称墓道石刻为石像生,它以凝固不朽的神态象征着生命的永恒。人像又被称作“翁仲”,翁仲是一位秦朝猛将,经常出征匈奴,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其死后的铜像被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所以后世遂将人物铜像和石像称为“翁仲”,让它“守”在宫外,以示护灵仪仗之意,其仪仗规格的大小也显示了墓主的身份、等级和地位的高低。据统计,分布在今浙江鄞县上水、下水、韩岭、横街和福泉山等地的墓道石雕共有50多处,计200多件。其中的文臣(忠)、武将(勇)、蹲虎(节)、立马(义)、跪羊(孝),都是成队排列于墓道两侧,有的还有石雕墓表柱、石刻太师椅和仿木石牌坊等。在这些墓道石雕群中,最大的文臣武将石雕像高达3.5米,形神兼备,惟妙惟肖,或肃穆或震怒,个个都呼之欲出,身上的衣冠盔缨、袍服甲胄都雕刻得极具质感。仿佛让人感觉鼓满风雨的衣袖在舞动,披尽雷电的盔甲在作响。对动物的雕刻更是造型逼真,神态各异,各种图案纹饰的设置也是精细入微,寓意深长,对封建伦理和文化做了极为形象的诠释。
中华文化发端于黄河流域,中原大地便成了历朝历代演绎春秋的大舞台,即使人生有限,帝王将相也不想就此罢休,还千方百计地把生前的霸气、财气和王气带进坟墓,让石人、石马来守护那些灵魂。当后人发现那一座座地下宫殿时,墓主早已灰飞烟灭,而那些无名工匠留下的墓道石刻却成了传世的艺术瑰宝。北方陵园的墓道石雕粗犷豪放、大气激越,相比之下,南宋墓道石雕显得精巧典雅、委婉多姿,这正是江南山的灵气、水的秀美滋润了王朝,于是,这种灵感就化作了一件件墓道的石雕作品,形成了与北方皇陵墓道石刻艺术完全不同的风格。南宋石雕人物的表情在威严中又不失恭敬顺从的神态,体现了将相权臣对皇权统治下的社会秩序的自觉维护。石马的口、鼻、眼各部位都极具质感,似乎刚从沙场归来,正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连颊部的经络都清晰可辨。即使马鞍、饰物这些附属物,工匠们也不轻易放过对细节的详尽刻画,处处让人能触手可感。铁质踏脚的沉重,丝绸饰物的飘逸,还有海兽、荷花、石榴、牡丹和金银花等图案的精雕细刻,叫人叹为观止。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搏击风浪”、“圣洁净土”、“多子多福”、“荣华富贵”和“世代相传”等,意味深长。
南宋毕竟只是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国力羸弱,朝政腐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多少将士为了收拾旧河山,万里赴戎机,头颅抛疆场。可昏庸的皇帝却依然整天沉湎于“日日歌舞,夜夜酒色”中,“直把杭州作汴州”。尽管南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没有可以值得书写的一笔,但在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道独特的文化奇观——名人辈出,著作宏丰,尤其是宋词的创作成就,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继唐诗之后形成的又一座高峰,岳飞、辛弃疾、陆游、张孝祥、刘克庄、李清照、范成大、张元干、吴文英和王应麟……这一串串响亮的名字,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成为后人代代传承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脉络。而散布在东钱湖四周的墓道石雕,更是一批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它们在我国石雕艺术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如今它们已被人们所重新认识,并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谁会想到,这些作品的问世时间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还早了整整500多年。那些曾经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无名石匠——民间艺术家虽然没有留下姓名,但是凝聚着他们无穷智慧和创造性的作品却成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湖山依旧,墓道无主,只有那些无言的石雕,在苦苦等待了800年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新归宿。
800年的光阴毕竟是漫长的,即使再坚硬的石头也会风化,精制的南宋石雕也不例外,于是留下了一些残缺的精品:被砍了头的文官,被斩了剑的武将,还有面目全非的马、虎、羊,可它们依旧守着时空,在夕阳的余晖中面面相觑,形影相吊,仍在揖别逝者,揖别故国,恰似一首凝固的挽歌,还在哀怨着一个不幸的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