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杰，1945年11月生，山东莱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师从顾明远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个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1980-1982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学习：1991-i992年获“富布莱特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讲学。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纽召集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套会长。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澳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香港学术评审局大学学位课程评审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教育、高等教育和美国教育。多年来，王英杰教授先后主持多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等，取得了多项优秀科研成果，代袁性的著作包括：《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专著)；《中国基础教育的实施一一富裕、贫穷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与展望》(英文版专著，合著)；《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主编)；《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合著)；《比较教育》(合著)；《世界教育大事典》(美国、加拿大卷主编)等。其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与发展》获全国第四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一、五大因素促使我走上比较教育研究道路
《世界教育信息》：我们了解到。您上大学时最初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葡萄牙语专业，后来您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顾明远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个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至今已经在比较教育领域耕耘多年，学养深厚，成果卓著。首先请您谈一谈自己是如何走上比较教育研究道路的?
王英杰：我是学外语出身，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培养的人本来是为外交战线服务，但是赶上文化大革命，于是我们这批学生就被派到部队农场劳动。后来，我爱人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我则到天津工作，并没有进入教育战线。其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能够解决我们两人两地分居的问题，于是我也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当时，我的专业是葡萄牙语，而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并没有葡萄牙语专业。非常感谢我们学校外国教育研究所的书记毕淑芝老师，可以说是她当时收留了我。就我而论，我心中充满的是一种感恩的心情。我当时就想，既然到了这里，既然所里收留了我，我就应该在外国教育研究方面多努力。当时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没有开始恢复工作。恢复工作以后，我尽自己所能，补习了教育方面的课程。在师范大学当然要学习教育方面的内容，如教育学、外国教育史、教育哲学这些课程，我都去旁听并进行了补习。葡萄牙语在当时中国对外交流中的作用很有限，加之所里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自然而然地就去自学英语了。所幸的是，我学习英语还有点基础。因为我们那时的中学主要是学俄文，但当时我所在的中学班上有半个班学英语，我有幸学习了英语，有点基础，我自己也比较刻苦努力。另外，那时候外国教育研究所的老教师对我帮助很大，比如符娟明老师、翻译室的赵宝恒老师等。这样，我一方面学习了英语，一方面学习了教育，自然就开始做美国教育方面的研究。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实施改革开放，我比较早地通过了有关的考试，所里派我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去学习进修。从此，我开始真正走上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
我之所以走上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总结起来，一是社会的安排，二是我自己确实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所里对比较教育研究非常关注、非常投入，同时又体恤年轻人，支持年轻人的学习。在当时，所里把年轻人安排去学习，而不是乱安排，顾明远老师录取了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我非常感谢当时所里的领导和老教师。此外赶上改革开放的年代，我才能够有机会到美国学习。最后，自己也得抓住机遇吧。就我而论，当时虽然已经大学毕业了，但进入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各方面都得从头学起。所以，这是社会、时代、好的领导、好的导师和个人的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促使我走上了比较教育研究的道路。
行走在比较教育这条道路上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对外交流逐渐多起来了，外交部、国防部外事局、外文出版社等单位都让我回归，那时候叫做“归队”，回到外事战线上去，回到外交领域去。同时，北师大外教所已经开始了比较教育研究，所里希望我能留下。就我个人来说，一是出于对所里的老领导、老教师的一种感恩：二是自己开始做这个研究，也感到非常有兴趣；三是我感到自己的性格也比较适合在大学里工作。所以，我自己也没有坚持要离开，从那以后，就开始终身从事比较教育研究了。
二、教育国际化是不可回避的潮流，
教育应该引领整个社会的国际化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扩大教育开放”专列一章，提出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交流合作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您如何看待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是教育国际化的问题?
王英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扩大教育开放”，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提法。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从边缘向中心的过渡，国际化是不可避免的。对教育而论，最主要的就是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据我看到的有关统计，我们中国每年大约培养出15万的工程师，不足10％的人有能力在跨国企业工作，这说明我们的国际化水平还很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甚至包括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都把国际化作为学校发展的重大战略。以耶鲁大学而论，耶鲁大学校长把国际化作为大学评价的主要指标，要求该校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之前，每个学生都要有国际交流的经验。有人可能说，只有耶鲁大学这样的名校才能做到这一点。那看看一般的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一所很普通的州立大学，但这所学校也很明确地提出来：地方问题的解决要有国际性的视野。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一种提法。
我们现在培养出的人，缺乏国际的视野、国际的意识，缺乏对国际事务的理解能力，缺乏国际交流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重大问题。从培养人的角度来讲，从大学自身的发展来看，现在可以说，我们讲国内一流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把大学放在国际竞争的平台上，才能看到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上。国际性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源于中世纪欧洲的现代高等教育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具有国际性的，不受国界的限制，知识是无国籍的，学生是无国籍的，教师是无国籍的。后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高等教育逐渐有了国家的界线。现在的世界不同了，虽然国家界线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