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的体制化进程明显加快。它主要表现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通史编撰成果的不断涌现、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科专业设置和研究机构设立等工作的推进等。目前，关于中国当代史学科体制化的展望包括：加强学科理论问题研究、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加大史学评论力度。通过考察和述评，目的是深化中国当代史学科体制化问题的研究，不断夯实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学理性基础。
[关键词]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体制化；理论问题；研究展望
[中圖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56（2018）01-0092-05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历程已经有30多年。对中国当代史研究历程进行学术史的回顾和考察，总结其中的经验，构成了中国当代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史学界常有关于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理论问题研究的成果涌现[1]，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的体制化角度进行梳理和考察，并对其学科体制化建设的未来趋向提出展望。中国当代史学科体制化包括3个部分的内容：一是中国当代史学科的“主体部分”，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开展系统的研究和梳理，从中找出历史发展的经验和规律，发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功能和作用；二是中国当代史学科的“辅助部分”，即中国当代史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当代史学科的文献学与史料学、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史学史；三是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其他部分”，即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专业设置、研究机构等诸多问题。笔者拟从这3个方面进行学术史的考察和阐述，旨在不断深入推进中国当代史研究以及完善其学科研究体系建设。
一、中国当代史学科的“主体部分”研究进展
为了深入研究和考察正在行进的中国当代史系统，不仅需要中国当代史学的通史编撰，还需要各类专门史和专题史等的研究作为补充，以深化对国史的研究。但为了集中阐述近10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当代史学科“主体部分”研究的进展，本文只对国史通史编撰的情况作一简介。
一般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或者中国当代史）开展研究的源头，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成果主要包括：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师生集体编写）；另外，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与天津部分高等院校教师编写和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等。但由于受当时多种条件因素的影响，这些著述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科学总结，为开展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理论指导。从那时至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史编撰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近10年来，关于国史学通史编撰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修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齐鹏飞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张静如总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青岛出版社2009年版）；郑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编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学界还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史通史编撰的得失进行了学术史的考察和总结，以推动国史通史编撰的健康发展以及国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扬州大学2010届研究生赵艳的毕业硕士论文《论改革开放以来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研究》等。笔者认为，史学界加大对中国当代史的通史编撰成果的评析力度，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国史通史编撰水平的提升，也是深入探析国史研究的治史理念、研究范式和学术旨趣的重要途径。
二、中国当代史学科的“辅助部分”研究进展
关于中国当代史学科的“辅助部分”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部分；二是中国当代史文献学与史料学部分；三是中国当代史学史部分。
（一）中国当代史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中国当代史学科属于一门历史学科，对它的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在史学界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有不少成果涌现，但至今中国当代史学界还缺少自觉运用史学理论和方法指导国史研究的认知意识。这种情况不利于中国当代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深入推进。不过，近年来，史学界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已有一定的进展，这个领域的代表性专著主要有宋月红和王爱云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该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国史研究的学术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范畴和方法，为国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细分为两个层次进行探讨，第一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第二层次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长期以来沿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概括，认为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国家、社会革命、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近年来，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了新认知。张世飞认为，国史史学理论包括国史理论和国史学理论；国史理论是考察国史发展过程的理论，主要包括国史主线及其分期、国史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评价等内容；而国史学理论是反思国史学自身的理论，包括国史学的性质与特点、研究内容、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等问题[2]。
（二）中国当代史学科的文献学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学界关于中国当代史的文献学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推进的。
一方面，编辑出版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档案文献。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1949～1966年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等；由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编辑出版的文献汇编或选编，比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等；由党政部门和档案部门编辑出版的专题性资料选编，如《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等；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辑出版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选、文稿等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回忆录、口述史等。
另一个方面，对中国当代史文献学或史料学的基础理论问题开展积极的探讨和研究。张注洪指出，什么是文献史料学？一般地说，是指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文献史料的理论和方法。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也就是研究有关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利用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是为当代史研究服务的，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自成体系。这将有助于丰富当代中国史文献学、史料学乃至完善当代史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不断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3]。
（三）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史学史
长期以来，史学界重视对中国当代史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历史经验等方面的探讨和研究，而对中国当代史研究本身的发展历程及其研究成果特别是对其中影响重大的史家及史学著述等的研究有待加强。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当代史学史研究及其学科体系建设，首先是要开展对其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诸如学科定位、研究特点、研究对象和内容、历史分期、研究体系以及与其他同源学科的关系等。比如，白寿彝先生關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的阐释就比较有启发性。他明确指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其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 [4]。这对于中国当代史学史的研究同样也是适用的。
据此，结合中国当代史学研究的特点和定位，笔者认为，中国当代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发展的全过程，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史学思潮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对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中国当代史学方面的著述、文献对国史学发展的作用；从历史哲学、历史编纂学、史学方法论等的角度，深入地阐明中国当代史学著述中各类观点的思想渊源、哲学归属及其影响，阐明国史学著述的体裁、体例、编纂过程的变化与发展；注重史家和史著的理论和方法的评析等。另外，还要注意评析国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成果。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金春明主编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三、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其他部分”研究进展
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当代史学科专业的初步设置以及一批中国当代史研究机构的设立。其中，目前就中国当代史学科专业设置的总体情况而言，一方面都是自设专业或者挂靠在中共党史专业或者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下面成为一个研究方向，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学科专业；另一方面，这门学科与历史学门类的其他学科相比，无论是在课程设置、人才培养还是专业教材的出版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加大投入，以不断推动中国当代史学科专业的顺利发展。
（一）中国当代史学科专业的设置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内容已纳入基础教育的历史课程中和高等教育的部分专业中。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2001年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设置了中国当代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授权点。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于2004年设立了当代中国史专业，其他许多高校也在中国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科下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方向等，并培养专门研究人才。诸如，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的课程中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决策和事件等。
（二）中国当代史研究机构的设立
199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专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研究和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所。随后该所又创办设立了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支分工明确、体系完整、结构合理、层次较高的专业国史学研究队伍。另外，全国不少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从事当代史研究的专门机构，许多高校也设立了以“当代中国”冠名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一批不同学科的高校教师从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还创办了专业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是发表中国当代史研究论文的专门性刊物。
四、中国当代史学科体制化研究的未来展望
关于中国当代史学科体制化研究的展望，不仅包括进一步加强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诸如涉及到学科定位、研究特点、研究对象和内容、历史分期、研究体系以及其与其他同源学科的关系等内容；也包括中国当代史学研究领域和视野的进一步拓展，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等；还包括要积极开展中国当代史学评论（或史学批评）的研究。
（一）加强中国当代史学科体系建设
加强中国当代史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不仅包括上文所提到的内容，还要进一步深化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理论问题的研究。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当代史学科理论问题体系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1）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意义；（2）当代人能不能写当代史的问题；（3）研究、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指导思想；（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的联系和区别；（6）怎样认识和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特点；（7）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5]。此外，笔者认为，关于当代中国史学科研究体系的内容主要应该包括中国当代史学概论、中国当代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中国当代史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当代史学史、中国当代史文献学和史料学、中国当代史编撰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主体等诸方面。
比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分期问题，学界就存在着分歧。所谓历史分期，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依据，把事物的历史进程具体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或时期，进行深入地考察和研究，探求其中的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具体到中国当代史的研究而言，对它的历史分期问题探讨也是一项重要课题。不过，笔者以为，对其历史分期问题的探讨，大概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要注意区别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与中国当代史分期的不同；二是如何划分中国当代史的分期。
（二）深化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
作为中国当代史学的一门专门史以及中国社会史研究组成部分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尽管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诸如，在中国当代社会史的通史研究成果方面，主要有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朱汉国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1949-2000）》（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李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等。
但就整体的研究而言，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进展比较缓慢。一方面，学界对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内容和侧重点就存在着分歧，诸如，张静如指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部分，立于各类专史之上。”[6]朱汉国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内容的着重点应该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变迁。因此，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当代社会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7]。另一方面，学界对中国当代史学科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诸如，关于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等问题的阐释。
总的来看，中国当代社会史是相对比较复杂的领域，不仅因为它是正在行进的历史，而且也并没有太多可供借鉴的理论范式。并且，在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中，不仅需要深刻揭示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过程的发展规律，还要具体地展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三）加强中国当代史学评论研究
史学评论是历史学内部诸学科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分支学科。一般来说，史学评论主要是以史学研究实践及其成果为主要研究对象，能够对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起着调节、规范和指引的重要作用。从研究的对象来说，史学评论所关注的对象是史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要是史学家对自身的史学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研究。所以，史学评论也属于历史学中的一门反思学科。
具体到中国当代史学科体制化建设方面，仍然要不断加大史学评论的力度或者说是国史研究的反思力度，目前有研究者已对此做出了一定的积极回应。一是对于设置一门独立的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有研究者就明确指出：“国史学科建设当然需要国史工作者的艰苦开拓，同时也需要在学科、专业设置上得到正式认定，以推进国史学科的独立发展，为繁荣中国历史科学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8]二是对于如何深化中国当代史学科理论问题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踊跃参与研究和探讨，也需要学术期刊的有力配合，不断及时刊发和传播史学界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成果和资料信息。这对深化中国当代史研究及加强其学科建设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三是选择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进行个案评析，是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当代史学科发展规律的有效途径，但至今这方面研究的进展还是比较缓慢。因此，加强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是深化中国当代史研究以及完善中国当代史学科体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当代史学科体制化问题研究的梳理和考察，我们可以从中深刻地体察到学界关于国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研究的进展及其不足。此外，还要关注中国当代史学研究队伍建设的问题。因为，若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和深厚理论素养的研究队伍，深化中国当代史学问题研究以及加强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的任务就无法得到落实。总之，关于中国当代史学科体制化的建设，不仅需要当代史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也要注意吸取历史学科的其他同源学科建设的有益成果，深化中国当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史学科，怎样建设这个学科，学科的各种资源如何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如何在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中谋求发展等问题，国史学界尚缺乏深入的思考。只有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同时，又注意分析和探讨国史学科自身的前途和命运，才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这一学科走向成熟 [9]。
[参考文献]
[1]朱佳木.当代中国史理论问题十二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张世飞.关于国史学理论的若干思考[J].求索，2007（5）.
[3]张注洪.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5）.
[4]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9.
[5]程中原.信史立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纵横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16～117.
[6]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J].历史研究，1991（1）.
[7]朱漢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J].史学集刊，2012（5）.
[8]张星星.新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和成熟[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3）.
[9]吴敏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1）.
[作者简介]汪兵（1980—），男，安徽六安人，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史。
[责任编辑 孔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