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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并开展募捐活动。查尔士主教于1901年4月的一天之内就为东吴大学筹集到财物合计达5万美元。[22]1925年，罗马教皇以私人名义捐资十万里拉作为辅仁大学的开办费，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负责，并从美国筹集到基金116万美元。[23]
最后，名噪一时的教育家或热忠教育人士倡导下的教育捐赠亦不胜枚举。如复旦公学创始人马相伯，靠自己的坚持不懈，努力向地方督抚和社会绅士筹集到了办学经费，并解决了场所的问题。1906年，留学生姚洪业为筹措中国公学的创办经费，不惜以跳江来企图号召社会力量来共同扶助学校，后得到了海内外私人和社会团体的响应，其中两江总督端方每月由江南藩库拨银1000两，并以每年1.2万两资助公学。北京大学教授陈汉章一生自奉俭约，酷嗜藏书，向浙江图书馆捐赠了其所有藏书和著述手稿等。此外，一批思想先进的女性们也贡献了特殊力量，她们大多积极筹资创办女学或担任女学堂的教习。譬如，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吴芝瑛母女就曾捐献家产兴办女学，宁波节妇丁庄氏捐助民田五十亩及存息洋七千余元作兴学经费，杭州贞文女学校长惠馨割臂以号召社会捐资，四川的罗澄因兴办女学而劳累致死。[24]
除了资金，私人捐赠形式还包括图书、设备、亩地等。譬如，苏杭两地的官员就通过赠送礼物来支持教会学校的工作开展。[25]1927年李兴臣给南开捐赠图书318箱，价值50万元，同年何庆成捐地32.77亩。自1930年秋，天津警备司令部在傅作义在任期间，将小站千顷营田租金划拨给南开大学。[26]1931年11月,浙江大学教授章嵚遗属捐赠其藏书20613册；庄泽宣于1934年捐赠其先祖庄守斋兰味轩遗书27箱；第二年杭州孙君木又捐赠其父孙峻寿松堂遗藏600余种、2000余册,包括《武林坊巷志》等珍贵手稿。[27]登州文会馆创始人狄考文曾于1879年获得社会热心人士捐赠的发电机和天文望远镜，作为教学仪器投入使用。[28]1907年，在德国医学博士埃里希·宝隆号召下的基金会为同济德文医学堂筹集到了一批价值8万马克的医科书籍和新式外科手术器械。[29]
三、对当代教育捐赠的启示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极不平衡的民国国情下，民办高等学校能在夹缝中得到繁荣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代民办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社会各界在中西文化结合的思潮影响和国民教育的普及下踊跃投身于民办高等教育中，作为民办高等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教育捐赠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同时也对我国当代的教育捐赠事业有所启示。
首先，归功于一大批文化素养高、品行高尚，且积极献身于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楷模，如张伯苓、马相伯、司徒雷登等。他们认识到国家的振兴需要教育，或以传播捐赠思想来洗涤国人心灵，或以实际行动来改良教育现状，着实对教育捐赠事业的良性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他们多方筹集教育资金的努力下，使少数国内官僚资本家和国外财团手上的资金纷纷用于我国人才培养所需。被称为“化缘和尚”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就常言：“南开之‘南’，也许是困难之‘难’，不过我总是乐观的……缺乏经费，绝不能阻止南开之开展。”[30]像这样热衷于民办高教事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正是当代教育捐赠发展所需的中坚力量。
其次，学校良好的管理模式和灵活的筹资策略稳定了教育捐赠的长效发展。民国时期的民办高校通过严谨的办学制度、和谐的领导组织等来提升学校的声誉，加强高校间的竞争力，为学校教育资金的筹措做好软性准备。作为民办高校最高管理团体的校董事会在社会富足阶层和上下级管理部门之间游刃有余，依靠其自身力量获得社会各界的经济资助，免受教育主管部门的干涉，从而大力促进了民办高校的发展。
最后，学校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使民办高校在获得教育捐赠之下得到长足发展。部分民办高校开设热门专业，像法律、会计、商贸等，例如张謇开办的南通纺织学校就大量培养了自己大生纱厂的技术人员。此外，由南开与君安证券等公司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联合办学就是学校与社会、地方政府三方联合办学的典型；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和经济学院的开办不仅获得实业界的大量捐赠，且解决了许多科研实际问题。民办高校始终坚持通过教学、科研、图书或仪器设备的环境改善中来提升教学质量，吸引海内外基金会、宗教差会、企业及私人等多方渠道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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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志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