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名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当代学者，刘乃和先生深厚的学识及突出的学术成就已是学界的共识，同时其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更为学界称道。先生学术经世的思想，师承于恩师陈垣，贯彻于治学终始，将其发扬光大，成为先生毕生治学历程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特色。
[关键词]刘乃和；历史文献学；经世致用；学术思想
刘乃和先生（1918～1998）是我国当代最为知名的文献学家之一。先生一生，勤奋治学，于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多所创见。不仅如此，在近半个世纪的治学生涯中，先生始终秉承经世致用的思想，坚持学术为社会服务的原则，并为之倾尽心力，至今为学界称道。
一、陈垣经世思想的影响
结合先生一生的治学经历来看，其学术经世的思想主要承于恩师陈垣。陈垣（1880～1971），字援庵，是上个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载誉海内外，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元史等方面的研究中多有建树，被学界誉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1]
1950年，陈垣先生在给故人的信中回顾自己一生治学：“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京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2]言明其经世思想的由来与发展。作为陈垣先生的学生与助手，无论是民族危亡之时，还是和平解放之后，刘先生始终与恩师学习、工作在一起，乃师学术经世的思想亦对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诸如，抗战时期，陈垣先生于动荡的时局中发奋著书，借古喻今，寄托爱国思想，所撰《通鉴胡注表微》成为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对此，刘先生曾撰文《重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详述恩师修书始末，指出：书中写胡三省唏嘘、长叹之情，正是恩师的痛心悲戚之处；写其亲闻、亲睹、亲值之事，正是其所亲身的经历；写其自况、自寓、鉴借之言，是其自勉自励的话语。因此，不了解胡三省的身世，就无法读胡三省的书，不熟悉陈垣的思想，也无法读他的书。与此同时，刘先生也被恩师身处逆境仍然笔耕不辍，坚持学术经世的行为深深打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恶劣环境中，他能大胆地撰写《表微》这类专著，与他面对敌人坚贞不屈的态度和行动，都表现了中国人的尊严，不仅体现了他的爱国精神，也体现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3]
又如，解放之后，陈垣先生在社会的变革中看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其经世致用的思想也从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转变为为社会和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对此，刘先生也曾发表多篇文章予以论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篇题为：《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文中，先生深刻分析了恩师一生治学惊人的勤奋其实是源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尤其是解放后“他庆幸旧社会已经摧毁，建立了新政权，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他过去几十年的想法，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庆幸，他欢呼，他也深刻认识到自己思想落后于时代，下决心迎头赶上。”文章最后，先生深情地写道：“今年援庵老师百岁诞辰，我怀着无限景仰和深切怀念的心情纪念敬爱的老师！学习他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学习他耕耘不辍勤奋工作的精神，争取为‘四化’多作贡献，以不负老师多年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4]
诸如此类还有《陈垣在抗战时期》、《陈垣的抗战史学》、《陈垣老师勤奋的一生》及《立志耕耘，追求真理》等文，文中不仅论述了陈垣先生毕生治学的思想和成就，同时也记载了其在言传身教方面对于刘先生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其学术经世的治学思想，更是为刘先生很好的继承并发扬光大。
二、贯穿治学始终的信念
从抗战中的以古讽今到解放后的古为今用，经世致用的思想一直是陈垣先生治学的显著特色，而作为其“得意的学生和助手”，三十年间，刘先生始终追随在恩师左右，深受其经世思想的影响，寓于言又践于行，贯穿于毕生治学之中。
其一，寓于言。所谓“寓于言”主要是指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注重体现学术经世的思想，在学术言论上突显研究课题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诸如，谈及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向，先生引用史学前辈郭沫若论乾嘉考据的内容指出：“郭沫若同志曾对清代乾嘉考据有过评论。他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说：‘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埋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这个评论对前人是公允的，但也告诉我们：治史需要考证古籍，却不应搞逃避现实的繁琐考证。”进而强调：“我们整理古代历史文献，是为了向故纸堆讨生活，搞繁琐考据呢？还是批判地总结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为阐明祖国历史发展规律和砥砺人们爱国奋发之志呢？这首先就有一个研究目的的分歧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也要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解决。我们研究历史文献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指导，首先就是要指导研究方向的问题。”[5]
又如，先生晚年曾致力妇女史的研究，开新时期妇女史研究之先河。1984年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要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文中，先生为自古至今女性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而赞叹，更为女性所受到的压制束缚而不平，进而引发了对于妇女问题的深入思考，呼吁学术界要重视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今之治史者应有意识地更多地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以补过去的遗漏和不足。这是史学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课题。”[6]
先生的研究关注的是班昭、蔡文姬等中国古代的杰出女性，而论述却多由古及今：“今天，妇女的地位已与以前大不相同，但是，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已经完全解脱了身上的枷锁。值得深切注意的是，极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虽然早被推翻，而这个制度所遗留下的长年积淀的传统观念，仍然压制着新一代妇女，束缚着妇女的思想，影响着妇女的生活。想要彻底摆脱这些束缚，一方面要防止和肃清某些封建观念的复活；另一方面，我们妇女也要彻底砸碎自己身心上的枷锁，要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也要表现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自己要从传统偏见中解脱出来，释放自己的能量，发挥自己潜在的本能，施展自己的才华，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7]把自己对新时期妇女的殷切期望寄于古代妇女的研究，以中国古代妇女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激励新时期女性的进取与奉献，正是其学术经世思想的突出体现。
其二，践于行。所谓“践于行”主要是指先生在学术实践上注重开展与国家和社会息息相关的专题研究，深入浅出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普及一些基本的学术知识，将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发挥到极致。翻阅先生的文集我们发现，其中不少极具学术价值的论文事实上是由其多年来应邀四处讲学的讲稿修改整理而成的。《地理沿革》、《避讳》、《谥号、庙号、尊号》、《科举制度》及《官制》等文皆是如此。这几篇文章的内容，无论是从长度、广度或是深度上看，都可以称之为研究领域中的经典之作，而反观这些文章的写作初衷，却是在向他人讲授和传达中国历史文化知识。
不仅如此，“先生每年都要应约为报刊、杂志写大量的文章，最多一年可发表近30篇，这些约稿除了一些有关学术的专题研究外，许多是属于普及历史知识、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近现代史教育的文章。对此，先生来者不拒，往往是放下手头还在进行的科研课题，而去赶付稿约。”[8]对此，先生的学生都感到很不理解，一来觉得‘杀鸡焉用牛刀’，二来觉得这样的文章写多了既占用先生的科研时间，又影响先生的休息。他们劝过先生，但是先生反而告诫他们，“史学不能禁锢在宝塔尖里，史学要走向社会，通过通俗文章向群众进行历史教育是一种好办法。先生常说，我们是教师，我们更应该主动承担起普及历史知识的任务。”[8]因此，先生生前所撰内容很多是见诸报端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曾大量刊载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范围甚广，题材多样，其中确有颇具学术深度的研究论文，但还有更多则是言辞相对浅近的介绍性文字。
从1989年到1998年，先生连续十年出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洪皓马端临与传统文化》、《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上的讲话》、《历史文献与民族文化研究》等都是先生为所主持召开题材各异的学术研讨会所作。文章中不仅记录了这些学术活动的过程，更加珍藏了先生十年间为学会事务奔忙的历史片段。“近十年来，先生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带领学会全体会员辗转祖国各地，开展以地方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学术活动。每次学术年会之前，先生都要精心组织，确定各种选题，广泛发动会员发掘地方历史文献，研究乡邦文化，宣传当地优秀历史人物，进行爱国主义和优良的传统教育，普及历史知识。先生组织的每次活动，都在当地引起（下转第58页）（上接第54页）了深入、持久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学会在每次学术活动中不仅发现了许多新材料、新领域，取得丰富成果，而且发挥了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服务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先生以一个史学工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新时期学术科研活动如何为社会服务积累了经验，寻找到一条比较成功的道路。”[8]正如先生的学生所述，十年间，先生以学术活动的形式将历史文献的研究与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十年间，为学会奔波劳碌的事实成为先生将学术经世思想付诸行动的又一力证。
三、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学术言论上，还是在治学实践中，先生始终秉承经世致用的思想，将自己治学的宗旨归于为社会服务，在历史文献的研究中深入挖掘史学的社会功能，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启迪、借鉴和训诲的作用，力求在现实特别是在积极推进国家、民族与社会的文化事业当中有所作为。为此，先生付出了很多，甚至牺牲了许多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先生去世之后，不少学者撰文追忆，为其学术经世的一生而由衷慨叹：“假如刘先生不担任学会领导工作，不被诸多社会琐事所纠缠，假如她担任了会长而没有像她那样地日夜操劳，假如她真的像白先生所说的那样‘静下心来’，我敢断言：她的著作一定要比现在看到的多得多！从这一点上看来，刘先生晚年大量的社会工作是以她个人学术上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由此又使我联想到：作为一位学者，特别是作为一位著名学者，有谁不想多发表几篇文章？又有谁不想在晚年多写几本书？然而，当社会工作需要自己的时候，刘先生竟能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敢于牺牲自我，全身心投入“为人民服务”中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无私奉献!在任何健全发展的社会里，有谁能说这种精神不应该发扬?又有谁能说充满这种精神的人不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敬呢?”[9]
由此，笔者认为，对于刘乃和先生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先生个人治学的内容上，更不能单纯地以论文著作数量的多少来评价其在学术研究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后世学者的追忆道出先生的治学精神，将学术经世作为自己治学思想的根本立足点，为之付出巨大代价且恪守终生的学术品格使先生在生前与身后都受到诸多同仁后辈的景仰与推崇。作为一名资深学者，先生的人格魅力尽在于此，而研究先生学术成就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此。
参考文献：
[1]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A].励耘书屋问学记[C].北京:三联书店,1982.1.
[2]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16.
[3]刘乃和.重读《通鉴胡注表微》札记[A].励耘承学录[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79.
[4]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A].励耘承学录[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87-89.
[5]刘乃和.谈历史文献学的研究[A].历史文献研究论丛[C].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8-34.
[6]刘乃和.要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A].历史文献研究论丛[C].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63.
[7]刘乃和.千姿百态尽风流序[A].历史文献研究论丛[C].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14-415.
[8]周少川.弘扬励耘精神,开创史学新风—浅论刘乃和先生的史学成就[A].历史文献研究[C].1998.
[9]王锦贵.刘乃和先生和历史文献学[J].史学史研究,2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