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讲话,|,苗润博：在历史学系做一名反卷侦探

作为2021级本科新生的班主任，很高兴能站在这里和大家聊上几句。回想十几年前我本科入学时的开学典礼，师长们讲过些什么，早已完全不记得了，但当时教室的环境、周围室友的反应以及自己内心的活动却好像就在眼前一样。遗忘塑造记忆，选择性记忆的连续强化就成了历史，相比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话语和叙述总是更希望被人记住，却往往最容易遭到遗忘。这么看来，接下来的很多话，还没开始讲就注定要被遗忘。

9月2日的新生班会上，同学们的自我介绍里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第一点是大家几乎无一不在强调对历史的兴趣与热爱，仿佛“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和十几年前是很不一样的，那时候第一志愿选择历史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同学们希望从历史学系得到的东西也各不相同，几年相处下来，彼此间似乎没有太多专业竞争可言，反倒多出一些朴素的人情味儿，至今仍会被时不时地记起。第二点是将近一半的同学都提到，选择历史学系是受到高中历史老师的影响，这些老师让人觉得渊博、儒雅、有内涵、有温度。很不幸，我当年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要说选历史跟中学老师的关系，恐怕只能用“反向刺激”来形容。“自古以来”就如何如何、“只有……才能……”这类斩钉截铁、确凿无疑的话语，加上对于具体时间地点和既定历史结论的硬性记忆要求，常常让我体会到一种无所遁形的被支配感，心里更多是在考虑怎么挣脱、怎么逃离。

如果把上述两方面合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同学们所感兴趣的“历史”究竟指什么呢？是历史课、历史书？或是历史知识、历史故事？还是真正的历史学研究？高中老师所讲的历史与大学老师，特别是北大历史学系老师所要讲的历史有什么区别？两者是不是可以放置在同一条脉络下？后者只是比前者更全、更细、更深的结果吗？这些问题当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或许值得大家用接下来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思考和回答。在这里我只想从最直观的层面分享一点粗浅的感受。

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福尔摩斯，到现在也常常会用侦探的工作来类比好的历史研究，我们系的老前辈周一良先生还专门写文章谈过日本推理小说与清代考据学的关系（编者注：《日本推理小说与清朝考据之学——一种文化比较》，原载于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后收于《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2008年再版，更名为《周一良自选集》等）。在寻常人眼中，历史是写好了的，确定无疑的，是用来被记住的，区别似乎只在于知道的多少、记住了多少，在这样的理解中，历史记载特别是权威经典中的叙述，自然就意味着历史的真相。但在好的历史学家那里，历史记载和历史叙述却很可能只是一处又一处犯罪现场，案件的真相则隐藏在层层叠叠的资料碎片之下。现场的遗物，哪些经过了处心积虑的安排，哪些又在不经意间露出了马脚，你所看到的有多少是有人想让你看到的？不同的证言，孰真孰伪，究竟该如何采信？看似毫无关联的案件之间，是否隐然有草蛇灰线，是否应该并案处理？原本天衣无缝的案情描述，哪里存在破绽，是谁想瞒天过海，推倒之后又该如何重来？这一类抽丝剥茧、启疑发覆式的头脑风暴，在我看来，对应的正是历史学最基本的问题意识和专业素养，也是这门学科能够持续进行知识创新的生命力所在，而其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就在于批判性思维和反思性重构。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承认、接受既定历史认识为前提，以记忆乃至背诵、默写为手段的历史学习，与真正历史学研究所要求的思维特质其实是存在巨大张力的。这种张力的适应与消化过程，不仅是逐渐掌握大学历史学习技能的过程，也是重新审视现实、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更是收获独立而健全的人格的过程。

除了内在的思维品质，外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也越来越不容忽视。历史知识的记忆与接受，往往是可以量化的，可以比较的，可以炫耀的，说白了就是可以“卷”的：读了几本书，记住几个人名书名，作业水了多少字，考试刷了多少分…… 而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却是永远无法量化的，因为它的本质与其他学术研究并无分别，都在于创造前所未有的新知，推展人类思想的边界，这种创新无疑是独立而多维的。对于研究入不入门、做的是好是坏，学科内部自有一套相对明确的评价体系以及与之配套的训练过程，却很难用外在的数量化标尺来衡量。明确二者的区别，平衡其中的矛盾，本应成为大学历史学习中首先需要直面、解决的问题，但目前的现实却远非如此。在不少学长学姐那里，对于绩点的追逐、对于保研的执念常常是碾压一切的，除了与课程作业、考试相关的书目外，几乎没有什么自主阅读，系统地接触原始资料更无从谈起，这种惯性甚至可以带到读研、读博之后，仍然不清楚历史学的准入门槛、专业要求和治学方法。据说咱们系已经算是北大内卷程度最低的院系之一，但大家仍然可以见识到比中学更多样的“卷”法，甚至连认识了某位老师，提前占据了多大的保研身位都可以成为劝退他人、传递焦虑的手段，真可谓五花八门。但其中的逻辑却与中学时代没什么两样，那就是依附于外在的、一元线性的评价体系，追求表面上最稳妥也最便捷的路径。 看似一直在力争上游，其实却是在随波逐流，不知不觉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又一个数字，大学四年也自然变成了“后高中时代”。 不用说太远，五年、十年以前的大学也还不是这般模样，课程绝不是学习的主要内容，作业、考试顶多占用期中、期末很少的一点时间，绝大多数的精力是用来按照自己的兴趣读书，读原典，读经典，去积累真正的学术养分，去过真正人的生活。我们当然可以把近年来的变化推到大环境的头上，但我想其中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你是否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是否真正了解通往目的地所需要的能力储备与路线规划，是否建立了自己内心恒定的价值坐标。有了这些，才算有了不作漂萍的根基，有了抗卷的阵地。

那么，怎样做到真正了解自己，建立这个坐标呢？我想对于“热爱历史”的同学们而言，或许可以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为专业所限，尽可能广泛地阅读人文社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各类经典著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相应学科的基础参考书目，有计划、有重点地疯狂阅读。对于以史学为志业的人而言，阅读视野收紧得越早，专业范围限定得越窄，长远的学术前景越受限制。对于未必从事史学研究的人而言，广泛的经典阅读会提供更多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机会，蕴藏着开辟新天地的各种可能。更重要的是，无论对于谁而言，从人类思想最精华的部分汲取养料，都是收获理性、良知的不二法门。

第二，体会历史学的标准和门槛，据以调适自己的心理预期和学习规划。历史学不是附庸风雅，不是高谈阔论，不是追星造星，更不是趋时媚俗。 北大历史学系的学术传统是要长期深入原始资料，才可能发现真问题，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单就中国古代史而言，邓广铭先生的“四把钥匙”和田余庆先生的“宁恨毋悔”常常是自我审视、自我鞭策的利器，会不会做具体而实在的考证，常常被作为检验是否入门的标准。这样的要求是否适合自己，这样的付出是否真的值得，都应该反复斟酌、仔细权衡。 历史学不会靠朦胧的兴趣、虚幻的愿景来坑蒙拐骗、拉人上船，只有在充分认识到、品尝到它的清苦、艰辛乃至风险之后，你依然坚定地选择以此为业，那么恭喜你，你是真的热爱它。 而提早认清自己与史学研究存在距离的同学也完全不必气馁，因为更多的门在向你敞开，只要规划得当、筹备得法，历史学的积淀和训练足够支撑你开出新局。

第三，摸索历史学的方法与取径，将它内化为自己永久的精神资源。历史学不是观风望气，也不是参禅悟道，从读书到写作，从思考到研究，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应该是有章可循的。作为老师，我们当然会有意识地在教学实践中对掌握的治史方法加以总结、提炼，这样才可能真正做到手把手、实打实。同学们更应该努力区分自己学到的东西，哪些是“鱼肉的鱼”，哪些是“渔夫的渔”。方法往往很难在考试中呈现，但它远比具体的知识更值得获取，因为后者也许在考试之后很快就会还给老师，而前者才可能真正地得到传承，在自己的脑海中生根发芽。对于以史学为志业的同学，学术的积累和方法的训练当然应该优先于课程知识点的记忆；对于有其他打算的同学，历史学的思维路径也更有利于构筑一套看待世界、分析问题的理性图式。

同学们或许已经知道，我们系前70%可以申请保研，进入面试后则完全淡化绩点而以学术潜力作为选拔的依据，其实就是希望最大限度地留给大家修学储能的空间。能够顺利保研当然很好，但假如前期成绩不够理想，与其让后面几年都陷入内卷的挣扎，为什么不索性把宝贵的时间专注于真正值得学的东西呢？以各位的考试能力，前面放手读书，最后几个月复习，拿下考研绝非难事。 关键在于能否打破不保研就不能做学术、不保研就找不到出路、北大本科要去考研实在丢人这一类魔障幻影。从众从俗固然简单安全，打破陈规、孤军奋战自然要承担风险，但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不正是这个社会最稀缺而大学最应该赋予我们的吗？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衷心希望大家能好好地享受大学生活，经历各种以往不敢做但又真正值得去做的事情，结交各种有不同想法、不同脾性的朋友。因为历史学者不能没有自己的历史，只有人的生活、人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才真正值得记忆，真正称得上历史。

谢谢大家！

2021年9月10日

苗润博，1989年生于河北张北县，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宋辽金史、历史文献学。著有专著《〈辽史〉探源》，发表《契丹建国前史发覆——政治体视野下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等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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