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创造新名词“historiophoty”，为电影和历史研究正名。华语界对此最早做出反应的是台湾学者周梁楷,他把“historiophoty”一词首译为影视史学。海内外学者对“影视史学”予以各种翻译和解释，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是就整体来看，电影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历史的方式。新版电影《定军山》和电影《西洋镜》针对中国电影早期的同一段历史，从不同侧面完成了阐释。
[关键词] 影视史学 历史 电影 《定军山》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13.010
1905年，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戏曲演员谭鑫培表演的《定军山》片段，迈出了中国电影第一步。新版电影《定军山》和电影《西洋镜》正是根据这一段历史史实进行了改编创作。它们所反映的历史事件, 以及影片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人物基本是一致的，对待同一段历史，两片的剧作者却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
相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戏说诠释
第一，任景丰，谭鑫培和刘仲伦等相关人物背景。与电影史书上记载的一样，任景丰在北京开设了丰泰照相馆，生意兴隆，学徒就达十余人之多。谭鑫培是那时候的京剧名家, 是“谭派”艺术的创始人。新版《定军山》中所拍摄的“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谭鑫培动人地表现了古代名将的英雄气概。影片讲述的故事在这个层面上更好地把握了历史真实与表现真实的关系。电影《西洋镜》在人物上也是重点塑造了刘仲伦，任景丰，谭鑫培，并特别增加了外国人雷，电影以“刘雷二人对影戏的痴迷，刘与任、谭之间的交情冲突以及刘内心的矛盾”三线结合映射了电影进入中国初期时中西文化共同的发展需要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
第二，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部和影片数套祝寿。影片在宫内放映时，仅映了三本摩电机即发生炸裂，慈禧认为不祥，清宫内从此就不准再映电影。新版《定军山》涉及到了史书上记载的相关的历史真实，但是由于剧情的需要，在原有的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加工——进宫给慈禧放映影片的是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景丰，虽然情节的编织与历史记载有出人，但是电影这种新鲜玩意在清宫禁映的结果与史实还是一致的。《西洋镜》对于这一史实的再现则相对更符合。
第三，史实以外的类似虚构。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侧重点上，两部片子却是各有侧重。两部电影对人物的安排：在新版电影《定军山》中，任景泰是男主角，刘仲伦、谭鑫培是男配角；《西洋镜》中，刘仲伦是男一号刘京伦（刘仲伦），任景丰（任景泰）和谭林培（谭鑫培）占的戏份很少，在片中也不是重要的人物。戏说的成分，两部影片都不约而同地把感情戏的重心放在照相馆小伙计刘仲伦身上。只不过《西洋镜》中的小刘是和谭鑫培的女儿发生激烈的爱情，而在《定军山》当中，观众看到小刘追求的女人为格格。故事演义到了这种地步，观众其实应该意识到，无论《西洋镜》还是《定军山》，影片实际上不仅将中国电影历史生成的这一历史事件虚化为背景,而且也将对这一段历史做出重大贡献的任庆泰的可书写性给抹杀掉了，事实上的影片主人公或原本值得影片关注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成为一段没有多少文化意义的背景性陪衬。
从影视史学角度看两部片子的意义
新版《定军山》再现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拍摄情况，任景泰拍摄西洋影戏无怨无悔赤子一样的情怀，尽现他拳拳爱国之心和正义之气；《西洋镜》侧重的是在二十世纪初叶，电影进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冲击，反映了电影初次传入中国时被国人称为“西洋镜”的民情、民风，讲述了中国电影诞生的历史。两部电影都以一副“貌似不在乎的状态”对待那些历史的表象，将这些表象扭曲或者风格化，让观众知道影像就是影像而并非那些真实的历史。两部影片的风格和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但两部片子都有对《定军山》的缅怀,算是对百年中国电影开端的一个纪录，虽然他们并不成熟、并不优秀, 但是仍值得一提。
作为客观存在的两部影视作品，都是导演们对那段历史的一种诠释，他们都在以电影作为媒介，用影像书写自己理解的历史，当然电影可能没有获得历史学家的认同，甚至也不是导演自己最满意的。但是比较于书写史学，影像作品会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让观众对那段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影视史学能够为历史学带来了新的观众或读者。当然，一个新事物的发展会遇到一定的牵绊，就影视史学来说，传统书写史学的抵制，特别是传统观念的抵制是强烈的，而它本身的理论建构还不甚完善，在学术界内部还存在不同意见。影视史学的发展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影视史学给历史学注入的活力是不容质疑的，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表述方法，它将对历史学产生深远影响。
从传达效果上看，影视史学占据着媒介优势，比書写史学更强于传达过去、解释过去，展示出书写史学所不具有的某种摄人心魄的震撼力。书写史学中，历史解释通过文法、句法等语义组合得以完成，观点、意识流露于字里行间； 而影视史学，则是通过电影艺术自身语言的表达、镜头的剪辑来完成。相比之下，电影的诞生使人类有了以活动影像的方式记录并再现现实的手段。电影能提供更为接近过去的多维空间(图像、声音、时间、画外音等)，而且能在短时间内传达书写历史所无法企及的大量信息。
从受众范围及其接受能力上看，影视史学拥有更为广泛的受众阶层，其所产生的影响既是直接的又是潜在的，既是表层的又是深层的，既是现实的又是长久的。对此，书写史学家是不能望其项背的。相比较而言, 观众更能接受影视史学的表现方式。以美国为例，学者调查指出: 大多数的美国人所接受的历史知识是从历史题材的影视片中得来的。观众在观看电影的时候，与外部的现实世界隔绝，在这漆黑的屋子里进入一种被动状态, 被动地接受发自银幕的图像和声音。而且，由于观众来不及琢磨这种人造的环境给人留下的印象，他们会屈从于投射在银幕上的虚构世界的力量。他们放弃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和社会身份而投入那个为他们所描绘的虚构世界之中。影片所显示的某一特定的历史情景，绝非书写史学通过文字描述可以轻易取代的。
结语
不能否认,《定军山》和《西洋镜》一样都试图还原、追寻第一个历史形态, 即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事实上，这种追寻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既定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从当下的现实出发、以先入为主的历史观念指导下的表达框架。因此，它不仅损坏了历史真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艺术真实。需要注意的是，某一事物的优点可能正是这一事物的致命弱点，从传播效果和受众接受能力来看影视史学有着自身的优势，观众会很好得接受到影视所传达的内容，但是影视表达的内容一旦是虚假的或是不太正确的也会对受众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影视史学一定要真实，要达到客观历史精神和主观艺术想象的和谐与统一，这是历史影视创作的核心，其实质就是在接近、阐释和认识历史的过程中，选择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精神的角度，以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否则人们还存在“屏幕上的历史是历史吗”这样的疑虑。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进步和现代传媒的广泛普及，我们不仅要正视影视史学的出现，大胆地将历史搬上银幕，还要加大研究力度、促进它的合理发展，以推进史学的全面进步并早日实现史学自身的影视化产业。相信经过影视史学家们的躬身实践、不断探索，影视史学定会营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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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梁楷.书写历史与影视史学[J].台湾当代月刊，1993，(88).
作者
郑坤峰，西北大学文学院电影学2010级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