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执政党和公权力的这种交互作用，是贯穿于执政后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之中的一条主线，也是党建研究的众多角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视角，可从党政关系、党内民主、基层党建、腐败治理四个基本方面来展开讨论。党政关系是执政党建设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这不仅因为它关系到掌权的方式是否科学、有效，更因为它决定着党的自身建设的目标和行为方式。发展党内民主，不仅仅成了改善党内政治生态和党内关系的需要，也成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切入点，这本质上是一个如何既遵循民主政治的规律、又体现中国特色的问题。我们既不能延续苏联模式缺乏民主的弊端，也不可能采纳西方多党制。一个合适的选项，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民主。改革开放后，基层党建已经从过去的行政依附型向国家与社会结合型转变。不过，这种转变仍是不确定、不稳定的，有时是摇摆的。基层党建怎样在公权力和社会之间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关键点，是一个很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对腐败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我们党也经历了一个不断的深化过程，并逐渐用现代政治理念看待权力和腐败的关系，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重要观念，并对反腐败斗争从制度体系上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设计及实施，未来反腐败体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仍不可小觑。
〔关键词〕执政党;党的建设;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9）04-0005-12
七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在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经济社会“一穷二白”的大国成了执政党。全国范围执政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一方面，党要紧密围绕执政这个新的重大课题，提升自身的水平和能力;另一方面，公权在握的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党的肌体，使党的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执政党和公权力的这种交互作用，是贯穿于执政后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之中的一条主线，也是党建研究的众多角度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视角。沿着这条主线，本文就执政七十年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谈几点认识。
一、执政党建设的逻辑与基础
由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转而成为执掌政权、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这是这七十年党的建设的基本背景。对这一基本背景，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譬如，可以着重放到现代化进程中去考察;可以从保持党的先进性角度来强调;也可以从维系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角度去认识;还可以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来把握;等等。这些不同解读，各有自己的道理和逻辑，都能促使我们深化对党的建设的认识和思考。不过，从党掌握公权力和由此产生的党和公权力的交互作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的研究，总体不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实践上我们党取得权力的方式具有特殊性，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独特道路，它使我们不容易从政治发展一般规律的角度去展开思考。二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尚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因而这一理论无法对如何执政作更详细、更具操作性的回答，更无法对党和国家权力如何相互作用作出描述和分析。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状况和这个问题在今天的实践中所占的分量是不相称的。对一个已经长期执政七十年的党来说，忽视和回避这个问题的理由现在都已不复存在。
执政党和公权力的交互作用有其客观规律性，在相当的程度上不以人的主觀意志为转移。过去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简单，似乎主要是一个认识问题，只要让大大小小的掌权者有足够的觉悟，就能解决。其实，这个重大的课题，既关乎认识和理念，也影响行为方式，最后更落脚到制度和体制。例如，权力对掌权者有腐蚀作用。因为公权力大于个人权利，利用公权力可以做仅利用个人权利无法做到的事情，这就使任何掌权的个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什么阶级出身的人，也无论其觉悟有多高，这种可能性始终存在。不能仅靠个人的觉悟来防止这种滥用。这一点，已经在人类政治史上得到了充分证明。要从根本上防止权力运行失范，除了对掌权者个人保持较高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一是对公权力有足够的约束和监督，二是把这种约束和监督定型化为制度。这些年来，我们党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表明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
但是，这种认识并不是执政伊始就已经确立。相反，获得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间有曲折的探索，也有沉痛的经验和教训。大体说来，以改革为界，我们党执政经历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在前一阶段，计划经济作为基本体制，统御并主导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后一阶段，计划经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意味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力配置方式。两个阶段依据的理念、理论和逻辑起点都不相同，党的建设的理念、实践取向和体制机制也因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
毋庸讳言，在改革前这一阶段，仿照苏联和苏共老大哥的榜样，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党执政的一大特点。人们普遍把这个时期叫做“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的阶段。其实这种说法不够确切，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当时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这样说：恰恰是多元因素，而不是单元因素，塑造了我国体制的特有形态。
首先，我们党一开始很有走出一条自己独特道路的雄心壮志，其代表性理论即建国前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朝着这个方向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即使后来国共合作破裂，陷入内战，内战结束后，我们党也没有放弃这项探索。只是后来，确定了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我们想尽快追上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头脑不冷静了，才开始按苏联模式塑造社会，塑造党自己。
其次，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逼迫我们不得不“一边倒”的局势下，我们选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照搬照抄”的痕迹才越来越浓重起来。因为“一边倒”意味着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共是共产党的老大党。这个老大党又明确要求各国党按苏联的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将此作为标准来判断各国社会主义的“成色”。在这种压力下，合适的拿来，不合适的也不得不接受，僵化的体制得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