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浩急救,让生命在自己手中

时间:2022-06-04 15:20:02 公文范文 浏览次数:

zoޛ)j馟駍Mn5}5^;iu}ơ计划在昌平建立医疗救护直升机场以外,还选出杭州、常州、广州3个城市,形成中国空中救援的雏形。

从此,关心空中急救中心项目的部门和人越发多起来,然而由于急救理念及体制等因素的制约,空中急救项目步履维艰,但李宗浩的信念从未动摇。“差距不在飞机、也不在救援人员,而在于空中救援体系的建立。急救是一项事业,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它不同于医院;有着不同于‘看病就医’的理念。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的急救事业有着长足的进步,但还没有到达我希望的样子。”今年73岁的李宗浩,如此评价他从事了大半辈子的工作。

唐山地震触动他建立现代急救系统的决心

上世纪50年代末,医学专业毕业的李宗浩被分配到北京急救站工作,当时急救不受重视,站里条件非常简陋:简易的急救仪器,几个急救箱, 30名临时安排的医务人员和一部急救电话。

常有路途遥远的患者呼救,但当他们赶到时,一些危重患者已失去最宝贵的抢救时间。为此,李宗浩常常扼腕叹息,也让他陷入忧思。那时,他心底便播下理想的种子——建一个急救中心。

1963年李宗浩给当时的中华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写信,表达了急救的重要性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傅连璋亲自为他安排了7位指导老师。此后,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谢荣教授等7位老师指导和帮助下,他开始迈入急救医学的大门。

而真正让他坚定信念的是1976年那场惊心动魄的唐山大地震。当时李宗浩负责“检伤分类”工作,转运伤员期间,最让他伤心的是,在挪动患者的过程中,随意拉、托造成了大批的截瘫患者。这不仅让他认识到急救的重要性,同时看到面对群体伤害时,医院管理者及医疗人员理念、知识技能的局限。痛心疾首的同时,也激发了他建立现代化急救系统的决心。

起初并不成功的北京急救中心

1982年,意大利向中国提供一笔10亿美元的政府贷款,趁这个机会,李宗浩建议北京市政府成立北京急救中心,“这不仅对首都发展,对其他城市也有很大促进作用,是我国急救发展的里程碑。”建议被采纳后,由李宗浩负责谈判。

在谈判中,意大利代表仍然是想建立一家中意合作的医院。如何说服对方呢?“美国在中国建了协和医院,苏联建了友谊医院,日本正在建中日友好医院,如果贵国建立急救中心,比医院的影响力要久远......”在李宗浩的努力下,意大利的谈判代表当场表示愿以赠款方式投资北京急救中心。随后,李宗浩被任命为北京急救中心项目主任,并负责起草执笔北京急救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8年,在当时外经贸部、卫生部、北京市政府及卫生局等多部门的支持下,北京急救中心建成了。市政府就开办方针作出明确批示:“急救中心要建成网络,缩短急救半径,开展现场急救......千万不要办成医院模式。”

但让李宗浩没想到的是,急救中心并没有按照当初设计的轨道发展。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在了病房建设,急救中心越来越像医院。“当时国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急救医学理论,观念上还总是习惯于用传统医院的框框来考虑急救事业的发展。再加上体制、机制、法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走上这条路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急救中心已经走上了医院这条“不归路”。但李宗浩执著地坚持急救中心要以院外急救为主。他认为意大利赠款提供的42辆救护车,都放在急救中心不妥,应分配至城市近郊各区急救站,“设想一下,偌大的北京城,孤零零一个急救中心,区级急救站廖如晨星,条件很差,急救半径过长,车辆的堵塞和路途的遥远将湮灭多少分秒必争的生命希望。”

接触现代急救理念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李宗浩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世界“急救之父”彼得·沙法是他的老师。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现代急救医学的知识和技能,“大救援”理念也由此根植于心。“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美国遇到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中国:城市扩张,人口集中,高楼林立,管线密布,邻里间不相往来......一旦突发意外,传统急救模式根本无法应对。”李宗浩说,现代救援一定是“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知识普及化”,一定是“大网络、小中心;大院外、小院内;大科技、小机构”。

在美国,他感受到城市急救网络是否有效运转,也直接牵系着百姓的幸与不幸。李宗浩介绍,在美国,急救网络星罗棋布,餐厅、民航等公共场所的服务人员,上岗前必须取得心肺复苏技能证书。美国两亿多人口,到2000年底已有7000多万人次接受规范的心肺复苏技能培训。

曾经,他看到一个中年的加州人在休斯敦的一家餐馆里突然倒下,服务员马上拨通急救电话“911”,救护车4分钟赶到。在这4分钟里,服务员先为患者实施基础急救,后又冷静而准确地实施心肺复苏,为随后的成功抢救赢得了宝贵时机。

“假如这个中年男人是倒在中国的某个餐馆里,结果会怎样呢?美国西雅图心脏猝死抢救成功率近30%,而我们不到1%。北京猝死病人中,88%发生在家中,等医生赶到已无力回天。”

在李宗浩看来,不是中国人的医疗水平不够,而是急救网络搞得不好、民众普遍的急救能力偏低、“看病去医院”的概念根深蒂固。还有一点就是法律问题,施救人员是否免责。“人命关天的大事,如果施救人员不能免责,没治好或治坏了就把责任推到施救人员头上,那任凭谁都不敢去救治病人。”

屡次“上书”,寻求改变

对事业的过分执著以及对现代急救的充分接触,让李宗浩深刻体会到了国内急救事业的不足,也让他时时刻刻想要做出改变。

2001年12月7日傍晚,一场并不算太大的雪,竟使北京的城市交通瘫痪了。那天,李宗浩有意识地步行回家,近5个小时,他一路走,一路想。回家后,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连夜提笔给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写信,坦陈加快北京急救体制改革步伐之必要。2003年4月中旬,“非典”疫情肆虐逞凶。他又提笔给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写信。信中,他坦陈现有急救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医疗急救指挥系统尚不完善,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尚未建成,急救体制基本采用医院模式,没有树立大救援理念......他写道:“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十分重视建立紧急救援体制,但如果缺乏现代救援理念指导,不与国际接轨,仍过分强调国情,而以现状改换名称,增扩编制,出现多中心状况,后果将不堪设想。”

两次“上书”都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明确批示,但中国急救体制改革依然是步履沉重。

但他仍然不放弃,利用一切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懂得现代社会急救理念,我知道我们的差距,我希望改变,我要把它说出来。”

2005年,李宗浩一直盼望的事情终于实现了,北京急救中心开始转型,关闭了急诊室和病房,将全部医疗力量转向院外急救。随着时间的推进,急救中心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现在北京急救体系已经做得不错了,但还有不足,就是空中急救还没建立起来。”

马季去世,抢救不及时的教训

在李宗浩看来,急救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课题,也不是他与同行的课题,而是全体民众的课题。“急救重在一个‘急’字,速度要快才能挽救生命,但不可能每个人身边总有个医生。所以需要全民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

他以相声大师马季为例,马季的去世就在于抢救不及时。据李宗浩介绍,马季病发时,身边是有着保姆的。在保姆对马季“呼叫不应”时,她并没有去打“120”等急救电话,当然也不会心肺复苏。她是立即给马季的家属打电话,家人回到家看了情况才拨打的急救电话。这么一来一往,二三十分钟过去了,有可能被挽救的生命就这样丧失了。

如果保姆会做心肺复苏呢?如果她第一时间拨打的是急救电话呢?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保姆的责任,也不是她的能力问题,而是全民对于急救的意识不足。

“生命在自己手中”,想要提高全民的急救意识,做科普是李宗浩绕不过去的路。

2000年10月,李宗浩在美国圣地亚哥参加了由美国心脏病学会主持举行的《2000年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国际指南》学术发布大会。那次会上,他被授权在中国负责组织翻译这部面向21世纪的重要学术著作,几乎在同时,他脑海中清晰地萌发出要相应地写一本适合公众阅读的科普读物。

十几年来,《第一目击者》《急救ABC》《紧急救护》《生命在自己手中》等科普图书相继出版,“急救世界”就这样生动地呈现给大众。

在《生命在自己手中》一书中,李宗浩写道:“不要再让那些得不到急救的人们,付出的是以生命、鲜血的代价了!生命不该终止,必将重新辉煌!”

他是我国急救医学的开拓者,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急救医学专著,他主持筹建了北京急救中心。他两次上书中央领导都得到了明确批示。他虽然已73岁,但仍奔走在急救战线上。“我知道我们的差距,我希望改变,我要把它说出来……生命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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